一
我国地方志源远流长，现存的地方志有八千五百多种，共十一万多卷，约占我国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左右。地方志记载了一定地区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是一部地方性的“百科全书”，其中包含有丰富的军事内容。
明末清初顾祖禹编撰的军事地理巨著《读史方舆纪要》就引用了一百多种地方志。明代地方志的发展十分繁荣。明政府为巩固北部边防，在长城沿线许多军事要地设立军镇、卫所，在一些军事要冲设立关城、堡寨，屯兵戍守。由于这些军事要地的出现，随之出现了许多军事要地志。著名的有：嘉靖《山海关志》、万历《偏关志》、嘉靖《三关志》。此外，还有关于重要防御方向的嘉靖《两镇三关通志》、嘉靖《西关志》、万历《四镇三关志》等等。与此同时，明代军事区划的镇、卫、所的方志也纷纷出现，如正德《宣府镇志》，万历《延绥镇志》，正德《金山卫志》、嘉靖《宁夏新志》等。
清朝中后期，在平定内乱和抵御外患的战争中，出现了一批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地方志，如《钦定新疆识略》和《回疆通志》。这两部方志体例大致相似，对“南北各城官制、兵额、台站、卡伦皆关综核，特详载于各城图后，至山川道里彼此联属，则于总图后谨撰总叙。‘新疆’配有军台又有营塘、驿站，颇为纷扰，谱详胪于道里表，以便核查。”此外，在这两部方志的《纪事》中，记载着清政府历次维护祖国统一的作战经过。
在地方志大量的军事史料中，以军事地理资料最为丰富，最为突出。如历代地方军事机构的设置、军事行政区域的划分、疆界沿革、战场地名辨释、民族分布与迁移、边（海）防卫戍、山川要隘等。因而地方志为我国老一辈革命家所重视。
二
毛泽东主席在战争年代运筹帷幄、指挥作战之余，广泛搜集阅读地方志。我军每攻占一个县城，毛泽东总要寻找当地的县志看。如1929年，他率红军来到兴国县城，在作战间隙阅读《兴国县志》。红军到达瑞金后，他又找来《瑞金县志》，把它置于案头，经常研读。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又阅读了《遵义府志》《仁怀厅志》《赤水县志》等方志。
长征路上，毛泽东每到一处，身边的工作人员必定为他寻找历史、地方志一类的书籍。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把阅读地方志书作为调查研究的重要手段，无论外出到哪个省，总是预先读该省志及某些县的县志。1952年10月底，毛主席到徐州视察，即问徐州市委副书记华诚一：“徐州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典故不少，你们有没有地方志啊？”华诚一立即把准备好的一套徐州地方志呈上。1958年9月，毛主席到安徽视察工作。到了合肥，毛主席就向省里借来《安徽省志》和朱熹注的《楚辞》。1965年5月下旬，72岁高龄的毛主席重上井冈山，途经茶陵时提出要看茶陵县志。当地领导准备好了清同治九年（1870年）版的《茶陵州志》。
值得一提是，1970年年底，毛主席调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要求他找来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看看，说“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读史方舆纪纪要》是一部凝聚了一百种地方志军事历史地理精华之作。
三
注重调查战场的刘伯承，1949年3月18日，驻军安徽寿县，他向当地公安局长张冀凱借阅《寿县志》。同时了解寿县至田家庵、合肥、蚌埠、六安的里程及沿途村庄和水井情况。两日后，刘伯承将借阅的《寿县志》归还。
由此，我想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存着一份，1942年4月18日由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共同签发的《关于实地考察地形地理增修地图与编撰兵要地志》的命令。其中提到“收集县志地图加以整理。”
曾思玉中将在回忆录中说，当年我军重视地方志地图，认为地方志地图准确。2019年我去山西图书馆讲学，曾见晋察冀军区参谋处、宋任穷雁北支队参谋处翻印的1：10万的地形图，以及复制地方志的《襄垣县方里图》。这是战争年代我军重视地方志地图的例证。
由此我想到，我往六盘山旅行，携当地地方志，志书上记载汉代张衡《四愁诗》诗曰：“我之所思在汉阳，欲往从之陇坂长。”陇坂应指陇山，即六盘山。翻阅《民国化平县志》（宁夏泾源古称化平）所附两幅地图，对六盘山的称谓都不同。“化平舆地总图”称“关山”，而“化平县山脉水道图”则称“陇山”。如不熟悉六盘山历史称谓会疑作两座山。
四
重视地方志出名的是由刘伯承向毛泽东推荐的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他在兰州军区司令员任上，所到之处必看当地地方志以了解战史与兵要地理。他每到一地，必要将该地县志、府志找到在字里行间寻找所需的战场资料。例如皮定均勘察山丹一带地形，翻阅县志时看到书中记载：公元前121年春，汉武帝命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余骑兵出陇西，过焉支山，深入千余里，经过五国，连战皆捷，歼灭匈奴军八千九百余人。皮定均决定驱车实地在亘古荒原上寻找踏勘这条进军路线。
皮定均司令员曾组织指挥贺兰山的大规模的演习。斗转星移，几十年过去，熟悉当年贺兰山兵防的人，如对照宁夏地方志记载的山川地理、兵防，如贺兰山“北则为打硙，南则赤木”之类，一定知道那字里行间有皮司令员批阅的影子……
沈克尼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