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青春期》《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等作品都与其自身经历有着紧密的联系。《我的菩提树》写于1993年，依旧是写他的“劳改生活”，反响虽不如他之前的作品，却极具震撼力。

近代以来很多作家笔下都写过食物，写过饥饿，周作人的《北京的茶食》，许杰的《赌徒吉顺》、叶绍钧的《饭》、莫言的《丰乳肥臀》等等，这些作品或是寄托情怀，或是针砭时弊。但张贤亮在《我的菩提树》中写的饥饿是没有经过任何“艺术加工”的饥饿，没有荒诞，没有戏谑，也没有夸张，《我的菩提树》所呈现，是原始的、赤裸的、极度的饥饿状态。在这里，人已经退化成为“一具纯粹生理意义上‘活’的躯体”，“从野草、树叶、菜根直到老鼠、癞蛤蟆和虱子”都能够成为“食物”，饥饿使人没有理智，饥饿使人失去了情感，成为一具行尸走肉，长久的饥饿如同一把“木头刀子”，饥饿似乎比任何一种刑罚都来得残酷，在长久的折磨中，人丧失了人性。

自古以来，知识分子都饱读诗书，能出淤泥而不染，逆境更能激发他们的创作激情，甚至经典的文学作品都诞生于作家的落魄困苦之时。杜甫一生坎坷，却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陶渊明虽身处困境也依然有“采菊东篱下”的悠然。但《我的菩提树》在劳教所的知识分子却是另外一番模样，这些知识分子的“人格储备”已经被掏空，他们特有的“手段”是检举揭发，和他们在一起，“比夜晚在深山中和狼同行还危险”。张贤亮引用了马斯洛的《动机与人格》来解释这种“异化”：受挫折的只能是一个完整的人，绝不会是一个人的一部分。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的基本需求无法得到保障，人处于底层会逐渐显露出与低等动物无异的本性，为了生存丢失掉一切。受挫的胃与嘴会影响整个人，使人丢失廉耻、道德、人格，从而成为一具行尸走肉。与知识分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劳教所的农民。张贤亮用细腻的笔触写了一对农民父子在劳改大院的几个片段，他们分享着少得可怜的食物，制作背篓的衬垫，中秋之夜并肩蹲在墙根赏月，仿佛这父子俩并不是来劳改的，他们不思考，不挣扎，真诚地服从命运的安排，有着禅宗一般的态度。看似是逆来顺受，实则达到了人生的“圆满”，这些并没有读过诗书的农民却有着“大智慧”。劳改农场是改造人的地方，而人被改造成了什么模样恐怕连自己也不知。

张贤亮用一个笑话作为结尾，这笑话写得似真似幻。一个犯人掉进糖稀缸，浑身沾满了糖稀，犯人因此被关了禁闭，“我”也因逃跑被关在禁闭室闭门思过，犯人全身都是糖稀，“我”把糖稀慢慢剥下来，和犯人一起享用这奢侈的美食，但第二天他们都因为腹泻躺在了医院里，“我大约死于一九六一年初春的一个夜晚”。这种死亡具有象征意味。被改造过的犯人，恐怕先前的自己早已死去，走出劳改农场的，是被“改造”过的人，劳改农场的生活，恐怕对他们的一生都会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历史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历史的伤痛也是不愿被人提及的。张贤亮为什么要执着地去揭这很多人不愿意被揭开或者已经忘却的伤疤？不仅仅是因为这段历史太长，以至于占据了他的半生，更多的是因为他的使命感。作者在书中说希望他也“健忘”，像其他人一样“接受现世点点滴滴的愉悦和无谓的烦恼”，但却不能，或者说，正是这段历史，让作者带着使命感活着，这仿佛是自然赋予的使命，灾难已经成为历史，但不能没有它的价值。

虽然经历了痛苦，但是张贤亮并没有与这段痛苦决裂，而是成为了忠实的记录者。《我的菩提树》原名《烦恼就是智慧》，这智慧不是从外得来，是回到人的内心自性，如同书中的农民父子般对待生活。

武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