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4月21日，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携驼队第三次抵达贺兰山西麓的沙漠绿洲——定远营（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巴彦浩特镇旧称），此行，科兹洛夫即带着他盗掘的尘封千年的黑水城瑰宝。

当时的科兹洛夫或许正沉湎于其丰硕的“成果”之中，较之以往，他此行在定远营驻扎休整的时间最为长久。科兹洛夫于定远营长时间的驻留期间，其本人虽未涉足银川，但他有充分的时间委派地理测绘人员对贺兰山及贺兰山东麓的银川平原进行了广泛探察。于是，在其相关书籍中也呈现了一幅涉及银川地区的草图。

阅读历史，昔日的地图不仅能直观地体现地理信息，往往还能呈现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特点。图中加粗字体，即为俄文之宁夏（今银川）。但是，当读到俄文宁夏下方括号中的地名附注那一刻，我万分惊诧。因为，那是一个传说中的地名——伊尔盖。

伊尔盖，指银川，亦有黑果栒子（一种灌木植物）之意。但历史上伊尔盖与银川（彼时称宁夏）之关联，百年前的中国学界曾备感困扰。

对于这个疑惑的解读，最初居然出自学贯中西的我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先生。1930年，陈寅恪先生曾著文解析银川与伊尔盖之关联，文中足见陈寅恪先生对多种语言文字的透彻理解，以及细致入微的文献考证和分析精神。

陈寅恪先生首先以俄国科学院院士施密特注释《蒙古源流》时对于“图默格依”是否为今日之银川，以及“泰尔格图城”是否就是“图默格依城”的困惑开篇，同时列举了王国维先生校注《蒙古源流》时与施密特大致相同的困惑。陈寅恪先生认为，他们二人对“图默格依城”究竟是何处皆存困惑，原因在于施密特未见《蒙古源流》之满文及汉文译本，而王国维亦未见《蒙古源流》之原本及满文译本。

陈寅恪先生进而阐述：满文“泰尔格图城”，即汉文之榆林，“图默格依城”，即汉文之灵州。“（满文本）既已证明为两地，实无牵和为一之理。以常理而言，满文本译者当为蒙人或满人之精通两种语言者，其译此二城之名，以中国旧名当之，而不用对音，非凭虚臆造，必有所依据，固无可疑。兹复取中国旧史所记与源流所载为同一之史实，而有关于此两城之名者，参互校复之，亦可以证明其所译之不误也”。

陈寅恪先生认为，历史上翻译《蒙古源流》为满文的人士，势必通晓满蒙两种文字，且翻译这两座城市的地名，亦有汉字名对应，必定引经据典而绝无蓄意编撰的可能。所以，“泰尔格图城”与“图默格依城”必然是两个地名，且分别为榆林及灵州，无需存疑。

陈寅恪先生进而引用《蒙古源流》卷七，“于是宁夏城之王为首，都堂总兵大小各官，以次延请，颇着恭敬……”并结合其他历史典籍而分析判断：“按此节原文本宁夏作伊尔盖。而根据明史卷一百十七诸王传，‘庆靖王栴，太祖第十六子，洪武二十四年封，二十六年就藩宁夏’。卷四十二地理志，宁夏卫下注云，‘洪武二十六年，庆王府自庆阳迁此’。卷一百二诸王世表，‘庆端王倪爋，万历五年袭封，十六年薨’。《蒙古源流》记此事在甲申年，即万历十二年，此时之王，既为庆王，则其建邸之城，非宁夏莫属。则伊尔盖之为宁夏可无异议矣。”

陈寅恪先生在历史学、语言学和文献学等领域皆有极其渊深的学术成就，他旁征博引，以多种文字、不同典籍论证消失于历史长河中的“伊尔盖”之地名与银川的关联，逻辑清晰、思维严谨而形成排他性论证，所体现的考据能力与学术水平令人赞叹。

那么，伊尔盖即为银川，科兹洛夫何以得知呢？

科兹洛夫曾多次往来阿拉善却未涉足银川，其对银川的理解，必然受阿拉善地区蒙古族人士的影响。伊尔盖之地名，虽于银川早已消失，但显然，清末时期的蒙古族地区尚有流传。且如今生活于阿拉善地区的蒙古族老人，依然将银川称之为“伊尔盖”。科兹洛夫闻之，便录入地图，当属顺理成章。

历史，并非决然而去，总会有意无意留下蛛丝马迹，令后人追寻与探索。由衷感谢陈寅恪先生对中国历史上多民族融合的文化特色的解读，以及先生对“伊尔盖”与银川之关联的解读。

郑文著/文 图片由郑文著独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