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历史经验证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正是通过改革开放调整生产关系，进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结果。把握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之间的互动逻辑，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不仅关系到理论的深化，更关系到实践的创新，对于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迸发活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技术革新与生产关系的重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型生产关系的产生与新质生产力的生成，有赖于对技术价值作用的科学理解和深度挖掘。技术革新不仅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力，也在根本上重构了生产关系的既有模式。
新质生产力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力结构。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指的就是通过整合，系统出现原来没有的新质生产力。一方面，新技术的应用优化了现有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结构，使其向更高端、更智能化、更绿色化的方向转变；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培育壮大和布局建设也推动了生产力结构的变革，尤其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低空经济、生物制造、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新材料的应用以及能源结构的变化，促使生产力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
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的要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新质生产力不再是对简单、重复性劳动力的需求，而是需要能够创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人才和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这意味着，教育培训体系、劳动市场、人才流动机制等生产关系的诸多方面，都将因应新质生产力的需求而重构。
新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进行空间重构与去中心化。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空间跨度和时间节奏都发生了变化，使得生产关系必须适应这种高效、灵活、开放的新环境。这种变化体现在企业组织形态的变革、工作方式的创新以及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上。网络平台经济的兴起也使得产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越来越多地在网络空间进行，生产和市场的边界变得模糊，传统的工厂生产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正在被跨界合作和去中心化的网络组织所替代。
新生产要素的融入与价值再分配
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全要素生产率是指经济增长中扣除劳动、资本、土地等各个要素投入之后的“增值”，它更能衡量经济增长的“高质量”，体现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彰显经济增长的“含金量”。随着新生产要素的融入，经济增长模式从以规模扩张为主转向以质量提升和效率优化为核心，不仅推动了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价值链的重构和价值再分配的模式变革。
新质生产力引导资源配置向更高效率和更高价值领域的转移。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技术等领域的突破，产业结构从重依赖传统制造业和低附加值服务业，转向高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的优先发展，这不仅提高了产业本身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也促使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提升和价值链的上移，实现了从“制造”向“智造”的跨越。
新质生产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向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转型。新质生产力不仅促进了传统能源与工业模式向清洁、可再生能源及环境友好型产业的根本性转变，而且重塑了生产与消费的全球格局，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进程。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促进了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的变化。这一变化不仅体现在生产资料的形态和内容上，也体现在所有权和分配机制上，引领经济社会向更加高效、公平、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一是生产资料形态的变化。传统生产力主要依赖于物质资本如机器、设备以及自然资源等，而新质生产力则更多依赖于数字资本、数据资本和知识资本。这些新型生产资料具有非物质性、易复制性和强依赖技术创新的特点；二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新特征。传统生产资料如土地、机器等物质资产的所有权相对明晰，易于界定和管理。然而，数据的非物质性和易复制性使得其所有权界定变得更加复杂，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使得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更加隐蔽和广泛；三是分配方式的转变。在数字经济中，创新、知识和信息的价值日益凸显，对知识和技术创新的贡献在价值分配中占据更大比重。
体制创新与新型生产关系的动态适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为了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必须加强制度设计和政策支持，促进生产关系的动态适应。
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是新型生产关系动态适应的基础。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尤为重要。政府和市场需共同努力，打破行政壁垒和市场垄断，推动生产要素在更广泛领域内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形成鼓励创新的激励机制。通过制定前瞻性的产业政策，引导资源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
深化企业改革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是新型生产关系动态适应的关键。企业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生产关系进步的主要力量。改革企业内部管理体制，优化企业外部发展环境，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发展环境，对于促进创新和增强企业竞争力至关重要。同时，改革教育体系和培训机制，强化与产业需求对接的职业教育和终身学习体系，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和优化分配机制，是新型生产关系动态适应的保障。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和治理结构，如数据治理、网络安全、人工智能伦理、环境保护和劳动权益保护等方面，为新技术和新业态的发展提供清晰的规范指引。明确数据、知识和技术等新型生产要素的产权界定和保护机制，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和投资热情。制定针对性的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提供坚实保障。
推进协同创新和拓宽开放合作，是新型生产关系动态适应的纽带。培育新业态、新模式，需要内外贸一体化。通过建立更加开放的人才引进和国际合作机制，参与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组。通过构建开放、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合作新格局，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提升创新体系整体能级，共同推动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的发展。
张冬利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原载于6月16日《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