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的归去来，半世纪的山海情。”这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作家唐荣尧新书《出入山河：百万移民的时间记录本》封面上的一句话，14个字，简明扼要地总结了整本书的核心内容。字虽不多，但其背后却是作者20年来持续关注“宁夏移民”的漫长采访、记录过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唐荣尧说起自己的创作过程也是感慨万千。

记者：怎么理解这本书的书名？

唐荣尧：之前我在媒体工作的时候，从2003年开始，就关注六盘山地区移民生存状况，大量的采访素材不断积累与新闻作品的问世，让我有了对这个题材进行纪录片创作的冲动。在各种契机的推动下，2007年终于提笔，并完成了名为《大移民》的纪录片剧本大纲，希望能把六盘山地区移民的恢宏题材拍出一部纪录片，这是我后来写《出入山河·百万移民的时间记录本》的雏形。

这之后的10年，是我在“出入山河”的行走状态中，更深入、更全面了解六盘山地区移民故事的10年，更是这一地区百万移民搬出大山深处、迁入黄河之滨、建设新家园、提升生活质量的10年。其间，我共走访了51个乡镇、68个村、126名移民。这10年的探访、思考和沉淀，加之我的身份从新闻记者到专业作家的转变，为能够把一部剧本变成报告文学夯实了基础。

2017年，我开始在原来剧本的基础上进行文学创作。面对40多年的六盘山地区移民史，我用了20多年的时间持续跟踪，让这本书有了“时间记录本”的承载量。一部人类史，其实就是一部移民史，我想用自己的眼光、笔触和想法，以创作一本书的方式，完成对六盘山地区移民的礼敬。

记者：所以区别于同题材的作品，这本书在内容上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唐荣尧：移民的本质大致相同，都是从生活条件不好的地方向更适宜居住的地方转移，但移民的故事却丰富多彩。在《出入山河》中，有人靠一双脚，从宁夏最南端赶着毛驴走到最北端，毛驴死在半途，人靠毅力走到移民点；有人骑自行车，从六盘山大山深处一路颠簸来到贺兰山脚下的芦草洼；有人开着手扶拖拉机，从西吉县将台乡出发，最终停在了西夏区镇北堡镇；还有人在县城的路口等着大巴车，一路向北到了银川；后来，还有人开车拉着一家老小搬到移民点……这些我都写在了书中，从徒步、赶驴车、开拖拉机、扒火车、爬在长途汽车顶上、开着自家的小轿车甚至乘坐飞机，我选择以不同的交通工具作为引子，其实也暗含了40年间移民方式的改变和进步，这应该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看点。

比如我在第一章，就写了一个养驴的农民牵着他的老黑驴离开了故乡，孤独前往移民地的故事。“一个中年男子和一头毛驴，完成了500多公里地、离开家而奔赴移民地的迁徙……完成了‘一个人的移民史’。”书中我用了三四万字去刻画一个人一头驴的旅程，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用这样的表达方式，用纪录片镜头的呈现手法，真实再现当年的移民艰难，而不仅仅是表达一种富有传奇色彩的移民形态。

记者：您如何在报告文学中增添人文的温度和精神的厚度？能不能用书中的某个片段为例？

唐荣尧：在宁夏有不少人都喝过罐罐茶，我们可以品尝它的味道，也可以看到熬罐罐茶的人们，在内心深处埋藏着一份对故土的眷恋之情，即使换了生活场景，没了从前熬茶的氛围，但他们依旧延续着熟悉的生活方式。在宁夏北部的星海湖移民点，移民就像书中《一罐乡愁》里所写，哪怕是“在用过的八宝粥、健力宝空罐子顶端系一圈铁丝，然后再用铁丝拧成一个把柄……他们试图用这种还原方式熬出当年的味道，用这种‘改装’了的罐罐茶，来化解他们的乡愁。”那个场景打动了我，那是他们放不下、带不回、留不住、最终要消失在时间之风里的乡愁。对移民生老病死的关注，就是一个作者的文字温度感，对他们朴素而顽强的生活探得多深，所谓的作品精神厚度就有多深。

我想真实记录移民与土地、移民与烟火生活的关系，我也希望能用文字去拉长它的宽度，为这些平实的画面，解读出背后的人文温度和精神厚度。在《一罐乡愁》中，“炊烟”一词就用了37处，那是飘在移民身上的农耕文化的胎记，是从屋脊上消失的风景，我只能以此来表达对烟火生活的致敬，比如有一段文字这样写道——“移民的生活水平提升了，但丢失了那装着旧岁月、慢日子的罐罐茶，那承载着古人对环境、山川敬畏心理的老地名，那进出唇齿间的乡音，那袅娜于屋顶传递乡村温热、代表着温饱的炊烟。”这一抹炊烟，该是多少人心底的念想？

记者：在这本书中，还有哪些经历让您印象深刻？

唐荣尧：2008年7月15日，我从网上看到一则消息：西吉县偏城中学的10名初中生，在完成当地的环保调查后，设计了一个网页，在全球上百个国家的上百万学生参加的“国际学校网页博览会”上获得了最高奖——白金奖。

当时我在《银川晚报》工作，记者的职业敏感让我对此事很感兴趣，很想知道一个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官员称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当地人连保障基本饮水都困难，这里的初中生怎么会关心生态？他们连普通话都说不好，怎么能参加国际竞赛？3天后，我就前往银川市原南门长途汽车站，买上长途车票，于7月18日傍晚赶至西吉，然后又搭乘乡村便车前往偏城中学。到了才知道，那10名初中学生，在2007年暑假的一个凌晨，冒着雨从各自家中出发去学校。西海固地区很少下雨，贫穷的家境让这群孩子没有任何遮雨工具，他们基本上都是把白色塑料袋罩在头上，害怕泥泞弄脏了鞋子，将鞋子脱下来挂在脖子上，赤脚跑在山路上。

黄土的大山，细雨蒙蒙的乡村山路，头顶的白色塑料袋下，是一个个移动的身影。快到学校时，他们再找个积水的小坑，洗净脚上的泥，穿上鞋子……这让我想起余华小说《活着》中有庆光着脚参加校运会的情景，自然也就想起伊朗电影《小鞋子》中的场景了。

这10名学生，在偏城中学集中，然后在他们的美术老师宋晓斌的带领下，搭乘一辆途经当地的外省长途汽车，前往固原市作环保调查。寒假时，他们要在学校的简易电脑上完成环保课题调查的网页设计，电脑室里没暖气，冻得学生们轮流在电脑主机背后的散热器上暖手。

10年后，当我动笔写第一章时，再电话逐一采访当年的那10名学生和宋晓斌老师时，那10名学生都大学毕业且有了各自的职业与家庭，宋老师也成了贺兰山下镇北堡镇的一名小学老师，他们都成了“出入山河”的移民。

本报记者 王敏/文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