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惊蛰后，万物始发声。2025年全国两会立足新发展阶段，把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释放出以消费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烈信号。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外部需求波动加剧，国内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结构性挑战、消费潜力的释放仍面临多重制约。在此背景下，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不仅是短期稳增长的核心抓手，更是中长期增强经济韧性、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

一、全方位扩大内需具有的优势和面临的制约

内需是支撑大国经济长期稳定运行的“压舱石”。消费是内需的“主战场”，投资是内需的“加速器”。最终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当前扩大内需，既有自身优势，又面临着诸多制约。

（一）扩大内需具有的优势

从消费看，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其中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超过4亿人，消费规模仅次于美国（6.3万亿美元），达到6万亿美元；消费结构正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2024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3万美元，居民消费需求呈现个性化、多元化、品质化、服务化趋势。2024年底，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8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44.5%，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2个百分点，连续多年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2024年，在消费品以旧换新及一揽子增量政策的带动下，消费潜力不断释放，除了大宗消费增长较快，服务消费增长也较迅速，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13016元，比2023年增长7.4%。未来将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从投资看，2024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超过65万亿元，投资发挥了对经济结构优化的关键作用。消费和投资形成的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80%。

（二）消费和投资面临多重制约

1、潜力释放受阻，结构性矛盾突出。（1）居民消费能力不足。一是收入增长放缓。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314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1%，低于疫情前水平，中低收入群体增收乏力，消费倾向下降。二是财富分配不均。基尼系数长期高于0.46，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低，低收入群体消费意愿强但支付能力不足。三是社会保障短板。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支出占比低于发达国家，加之就业不稳定，居民预防性储蓄率居高不下，2024年储蓄率达40%，抑制即期消费。（2）供需结构性错配。低端过剩与高端短缺并存，传统消费品产能过剩，但健康养老、智能家居、文化体验等高品质服务供给不足，难以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国货品牌竞争力待提升，如高端化妆品、精密仪器、生物制药等部分产品依然依赖进口，消费者对本土品牌信任度不高。（3）城乡与区域消费失衡。2024年我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3345亿元，比上年增长3.5%。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额417813亿元，乡村消费品零售额65531亿元，城乡消费水平差距明显；农村消费基础设施滞后，县域冷链物流覆盖率不足40%，耐用消费品普及率仅为城市的一半；消费场景单一化，中小城市及乡村缺乏多元化消费场景，数字化服务渗透率低。（4）消费环境待优化。消费者是商家“上帝”的地位并未实现，假货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消费市场，尤其是在电商平台上，假冒伪劣商品的流通问题屡禁不止。这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影响了正常的市场竞争。售后服务不到位，维权成本高，商品质量纠纷处理周期长，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不健全；虚假宣传、货不对版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依然存在，消费者放心消费、舒心消费、安全消费的市场环境仍有待优化。

2、有效投资不足，体制机制制约明显。（1）有效投资增长乏力，传统动能衰退。基建投资边际效益递减，传统“铁公基”项目趋于饱和，部分领域投资回报率下降，如西部地区高速公路利用率不足50%。（2）房地产投资下降明显。2024年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100280亿元，比上年下降10.6%。其中住宅投资76040亿元，下降10.5%；办公楼投资4160亿元，下降9.0%；商业营业用房投资6944亿元，下降13.9%，致使土地出让收入缩水导致地方政府投资能力受限。（3）民间投资信心不足。预期不稳：2023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为0.4%，2024年民间投资为257574亿元，下降0.1%，民营企业对经济前景、政策连续性存在担忧。融资难融资贵的约束：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企，信用贷款占比不足30%，银行“惜贷”现象普遍。（4）投资结构失衡，新兴产业支撑不足。传统行业占比过高，制造业投资中高耗能行业占比仍超40%，新兴产业投资增速虽快但规模有限，如2023年新能源投资增长25%，但占总投资比重不足10%。（5）科技创新转化率低。2024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36130亿元，比上年增长8.3%，研发投入强度2.68%，接近发达国家，但成果转化率仅30%，制约高技术产业投资效益。（6）体制机制障碍待破除。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跨区域投资项目审批难、协调成本高，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投融资机制僵化：PPP模式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收紧，基础设施REITs市场规模有限，仅占存量基建资产的1%，社会资本参与度不足。（7）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高端芯片、高端机床等关键领域“卡脖子”“牵鼻子”问题突出，制约产业升级投资信心。（8）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剧。局部冲突和战争、大国间博弈、技术封锁导致产业链外迁压力，外商投资增速放缓。2023年实际使用外资11339亿元，同比下降8%，2024年实际使用外资8263亿元，同比下降27.1%。

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制约着消费的扩大和投资的效益，而且影响着国内循环的畅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当前消费与投资的问题本质是“需求不足”与“供给低效”叠加的产物，需通过结构性改革打通堵点、激活潜能。唯有在制度创新、政策协同、市场活力释放上形成合力，才能让内需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主引擎”和“稳定锚”。

二、全面扩大内需，促进经济高质量持续增长

2025年全国两会为扩大内需擘画了清晰的行动蓝图：消费与投资双轮驱动、供给与需求双向发力、市场与政府协同共治。在这一进程中，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收入增长、社会保障、环境优化“三管齐下”，让亿万群众的消费潜力充分释放；通过有效投资补齐短板、锻造长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让居民“能消费”。一是构建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积极探索技术、数据等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缩小城乡、区域、群体收入差距；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二是千方百计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完善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三是强化社会保障兜底。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的医疗、养老、教育等公共服务体系，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压力，释放“消费安全感”。四是稳就业保民生。继续加大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纾困支持，稳住就业基本盘；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劳动者适应产业升级的能力。

2、优化消费供给结构，让市场“有好货”。一是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推动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二是培育高品质消费品牌。要以质量品牌为重点，发展国货精品、老字号创新，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消费品牌；鼓励企业加强研发设计，提升产品附加值。三是发展服务消费新业态。扩大健康、养老、文旅、教育等服务消费供给，推广“互联网+服务”模式，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四是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推广节能家电、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产品，完善碳积分、碳标签制度，引导绿色消费成为新风尚。

3、创新消费场景，让需求“活起来”。一是壮大数字消费。推进5G、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应用，拓展智慧零售、云展会、沉浸式体验等新场景；支持直播电商、社交电商规范发展。二是激活县域消费。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推动“数商兴农”，打通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上行“最后一公里”；发展乡村休闲旅游，挖掘县域消费潜力。三是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依托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消费枢纽，吸引境外消费回流。四是落实和优化休假制度，释放文化、旅游、体育等消费潜力。

4、破除消费堵点，让环境“更友好”。一是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完善商品质量追溯体系，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简化消费纠纷处理流程，降低维权成本。二是放宽消费领域限制。有序取消汽车、奢侈品等领域限购措施，优化进口商品通关流程，扩大优质消费品供给。三是强化政策协同效应。用好财政政策，加大消费券、以旧换新补贴力度，重点向低收入群体和绿色智能产品倾斜；用好货币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创新消费信贷、供应链金融产品，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四是完善市场监管体系，打击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5、扩大有效投资，让经济动能更强。一是聚焦新型基础设施，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推进数字基建，如加快5G基站、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建设、AI人工智能，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支撑；升级传统基建，如优化交通、能源、水利等网络布局，发展智能交通、智慧能源系统，提升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二是强化产业升级投资，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大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突破芯片、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领域“卡脖子”问题，支持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发展光伏、氢能等清洁能源产业，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推动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建设“灯塔工厂”和智能供应链网络。三是激活民间投资，释放市场内生动力。深化“放管服”改革，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完善PPP、基础设施REITs等投融资机制；通过税收优惠、贷款贴息等方式，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科技创新、乡村振兴、城市更新等。四是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强化超长期贷款等配套融资，更大力度支持“两重”建设。五是简化投资审批流程，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六是支持和鼓励民间投资发展，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引导更多民间资本参与重大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等领域建设，让民间资本有更大发展空间。

未来，随着共同富裕扎实推进、科技创新持续赋能、改革开放纵深突破，中国内需市场不仅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而且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支撑。

（执笔：沈国琴）

中共银川市委党校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