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地处塞北，有黄河润泽，积淀了丰厚的地域文化。鲁人勇先生毕生研究宁夏历史地理，除十多部专著外，还发表有一百多篇论文。此书为他的第二部论文集，多数是其晚年在各种期刊上发表的，包括历史论文、地名文化、实地考察、交通水利等。

一个宁夏人或在宁夏工作的人，很有必要了解一下宁夏的历史地域文化。鲁人勇先生的《塞北江南地域文化探考》就是一部供我们了解宁夏的优秀教科书。

鲁人勇，重庆万州人，1960年毕业后分配到宁夏工作至今。鲁人勇除了做好他的本职工作外，还爱上了宁夏，喜欢并致力于宁夏地域文化的研究与宣传。这次出版的《“塞北江南”地域文化探考》是鲁人勇先生多年研究宁夏历史地域文化的心血和结晶，是帮助我们了解宁夏的一把钥匙。读这本书最让我感慨的亮点有三处：

一是“塞北江南”的来历。

作者认为“塞北江南”是宁夏独特的别号，由于“北”与“上”相通，所以又称“塞上江南”。全国自称“塞北江南”的地方不少，如内蒙古的呼和浩特，河北承德的宽城，天津蓟县（今天津蓟州区），但都缺历史文献的佐证。唯宁夏的别号“塞北江南”有充分历史文献记录在案。晚唐诗人韦蟾诗《送卢潘尚书之灵武》首句“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意思是说，贺兰山下的宁夏平原，早就以“塞北江南”闻名遐迩了。那么早到什么时候呢？北宋时成书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寰宇记》都转载了隋代官书《隋图经》所记载的宁夏“号塞北江南”。《太平寰宇记》在记述灵州风俗时说：“本杂羌戎之俗。后周宣政二年破陈将吴明彻，迁其人于灵州，其江左之人尚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这就是说宁夏被称作“塞北江南”不仅仅是有沟渠纵横、绿树成荫的江南风貌，更重要的是当地人尚礼好学，彬彬然有江南之风。

二是为岳飞词“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贺兰山定位。

贺兰山因岳飞的《满江红》词而名扬天下。据了解全国共有四座贺兰山，哪个是词中所指的贺兰山呢？

第一座在陕西横山县（今陕西榆林市横山区）西界、陕西靖边县杨桥畔北约10公里，海拔1485米。公元1155年（西夏天盛七年）西夏仁宗来此狩猎，因道路不好，折损马足而杀治道者。此后横山县贺兰山地名在地方志中再也没有出现过。

第二座在河北磁县县城西北15公里。这座山与岳飞原籍汤阴邻近，所以有人把这座贺兰山说成是岳飞《满江红》中的贺兰山。但这座贺兰山很小，最高处海拔186.7米，相对高程仅72米，东西长只有10公里。

第三座在江西赣州市。清同治《赣县志》：“郁孤台，在文笔山，一名贺兰山，其山隆阜，郁然孤峙。”此山更小，只是一个孤独的山岭，海拔才131米，其名气还远不如辛弃疾《菩萨蛮》词中的郁孤台。

第四座就是宁夏的贺兰山，长200余公里，平均海拔2000米，主峰海拔3556米，相对高差2200多米，故史籍称之为“巨防”，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作者认为，岳飞当时是和金兵作战，也没有到过宁夏的贺兰山，而《满江红》词中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是运用诗词的“借喻”手法，把金兵比作匈奴，因此《满江红》中的贺兰山更有可能是宁夏的贺兰山。

三是为王维《使至塞上》诗释疑。

王维的《使至塞上》原文为：“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对于这首诗，多数学者认为是唐开元年间，玄宗皇帝命王维以监察御史身份出塞宣慰，察访军情，而实际上是将王维排挤出朝廷，使诗人借蓬草自喻，有飘零之感产生的孤独、寂寞、悲伤之情。作者则认为这种理解歪曲了全诗的意境。因为在“安史之乱”前，王维并未受到朝廷排挤，反而一直被重用，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任殿中侍御史，为七品下，到天宝末，已到库部郎中，为正五品上，只用了十几年，连升了六级。王维在开元中期所任监察御史一职，品级虽然不高，但权力很大，经常“出使”，分察百僚，巡按州县，监察讼狱、军戎、营作等。王维写此诗时正当壮年，意气风发，借助边塞雄浑的自然风光，正面讴歌了“开元盛世”和平安宁的时代气息。

至于《使至塞上》所写的场景，多数学者认为诗中描写的“长河落日圆”的景象，是在唐代的凉州，即今天的甘肃省武威市。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两个漏洞：一是与《使至塞上》的标题相悖，凉州在河西走廊，从来就不属于塞上；二是因为长河就是指黄河，距凉州尚远。正确的说法应是在今银川平原与内蒙古河套西部一带。王维还与戍守贺兰山的一位老将军交好，写下《老将行》一诗，其中的“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是老将军再次从军的经历与感受。由此可以佐证王维的宁夏之行。

张怀武（宁夏银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