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初，东海边一片茫茫盐碱地荒芜寂寥，县里决定在此兴办一所全日制普通高中，1971年3月，学校招收了首届120多名学生，我是其中一员。

罗天瑞老师和潘亮老师在第一学年共同担任了我们的班主任，每逢出操、劳动、集会，他们都早早到场。

那时生活条件艰苦。没有电灯，照明靠点蜡烛，昏黄的烛光映照着我们求知的面庞；没有自来水，只能用加明矾的办法净化河水，沉淀了浑浊的泥浆，也沉淀了我们的意志；没有水泥路，走的是沙石或泥泞的路，却也踏出了我们成长的足迹。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都坚持了下来，完成了学业，两年里在学习和劳动两方面都收获良多，和其他的高中学校比，我们的教学质量也毫不逊色。这一切，都与罗潘两位老师的“生活即教育”的理念和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密不可分。

学校创建伊始，罗老师还身兼副校长的职务，他总是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运转。作为学生，我们虽然不知道他具体做了哪些工作，但我们经常看到他在县城与学校之间来回奔波。晴天一身灰尘，雨天一身泥巴，为学校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作为分管教学的领导，罗老师常常会突然出现在教室后排，安静地坐着，全程听完每一节课。课后，他又会和任课老师商讨如何提高教学质量，神情专注，态度认真。

那时学校设置的课程大致与现今相同，只是课本薄了些，但知识的骨架依然坚实。理科有数理化，农业课代替了现在的生物课，文科有语文、政治等，罗老师还担负了两个班的政治课教学任务。

罗老师课讲得好，能将难懂的理论变得生动有趣。一个秋日的午后，海风阵阵吹拂，老师走上讲台，衣袂翩翩，精神抖擞。他认真地讲着课，还不时在重点地方画上圈圈、杠杠，那专注的模样，仿佛在雕琢一件珍贵的艺术品。他疾书的手臂扬起粉笔的雪花，落在前排学生的发梢上，像盐碱滩头芦苇荡的初霜。多年后我们才懂得，那些飘在眼前的颗粒都是知识的种子，能长成思想的金黄稻穗。

后来我毕业留校任教，罗老师的课程转由我执教。我把他讲的课堂笔记翻出来，学着他的模样给学生们讲课，没想到还真管用，我带的几届学生的这门课在全县都名列前茅。

那时的学制是半农半读。从农作物育苗到栽种，中间还有许多农活，如锄草、施肥、治虫等，春播夏管秋收，每一个环节都饱含着汗水与希望。秋收时节，流金堆银，番莳、大豆、棉花堆积如山，好一幅丰收的景象。

劳动中，老师们的扁担在肩头压出深红印记，木桶随步伐荡出弧线。罗老师还带领学生利用晨起晚间搬运石头，砌墙造路，扩建校舍。不到两年，师生们用辛勤的汗水浇熟了一茬又一茬的庄稼，造就了一幢又一幢的楼房，铺设了一条又一条的道路，谱写了一曲战天斗地、垦荒育人的青春之歌！

罗老师对学生要求很严，他自己也以身作则。我在学生阶段以及后来的执教工作中，都曾受过他的批评。一次我的作业完成得不好，他把我叫去，这个不行、那个错了，说得我面颊通红。他那“温而厉，威而不猛”的眼神，那如孔子为子路正冠、如苏格拉底教诲青年的姿态，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间。

后来我考上的师范学院，恰巧就是罗老师工作过的学校。临行时，他还详细嘱咐我辗转前往的路线，还为我画了示意图。真如《游子吟》里所云：“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2015年5月1日，退休后的罗老师遭遇车祸，头部严重受伤，从此生活不能自理。一个秋天的下午，我去看望罗老师，推开他家的门，看到老师坐在藤椅里，好像还保持着听课的姿势，那双曾批阅万卷的眼睛，成了知识退潮后最寂静的港湾。师母大声呼喊：“你的学生来了！”他却还是一脸茫然。曾经形象伟岸的尊师竟变成如此境况，我不禁背过脸去，泪花潸然，心中满是悲伤。

如今，罗老师虽已离去，但他的身影早已化作了那巍巍大山。松涛响起，那是老师在点名；山岚升起，是他在批改作业；山巅坚毅挺立的岩石，是他不朽的精神。

水乡人家（浙江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