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所见西方拍卖机构展示的清代宁夏地毯中，有一些从配色到纹饰明显不符合宁夏甚至中国任何地区的传统审美，笔者曾大为疑惑。

之后，阅读1928年美国学者戈登·莱奇所著《中国地毯》一书，其中一处标注原产地为宁夏的“骏马山水图”地毯，则完全是建立在通过色彩和光影的变化来增强空间层次感的透视绘图技巧上的地毯纹饰，猜测可能一些外销的宁夏地毯会根据订货方提供的纹样而生产。因为在明清外销瓷器中，就存在大量器型与纹饰都趋向欧洲审美风格的瓷器，如带郁金香纹饰甚至古城堡图案的“克拉克瓷”。汉学家柔克义1892年访问宁夏地毯工坊的文字记录，充分印证了百年之前，外销地毯的风格样式，会根据欧美客商定制款式而编织生产的猜测。

1899年，俄罗斯布里亚特人崔比科夫途经贺兰山西麓的定远营（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巴彦浩特镇），曾记述：“宁夏府位于黄河左岸、贺兰山的另一边。定远营与宁夏府之间的道路，商队行走大约需要四天时间。从宁夏府运往定远营的主要商品是稻米、黍、花毯和酒，用来换取骆驼毛、羊毛、皮子和食盐。宁夏府以盛产高品质的花毯而闻名，甚至我们布里亚特都要专门派人来宁夏府订购地毯”。此处所言之花毯，即地毯。清末，远居俄罗斯贝加尔湖以南的布里亚特人，都会万里迢迢前来银川订购地毯。在信息闭塞、物流艰辛的年代中，宁夏地毯之盛况可见一斑。

1905年，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学生泰费尔来到银川，曾着重记述在欧洲广受欢迎的宁夏地毯：

“宁夏以地毯编织业而闻名于中国北方，早在1697年，Gerbillon就曾提到宁夏的地毯产业（Gerbillon是随康熙访问宁夏的法国人。本文作者注）。如今，每十位中国地毯编织大师中，或许就有六人在这里工作。地毯编织工人告诉我，他们皆为本地人士。只是，宁夏地毯的生产者们已经在逐步适应天津（清末中国北方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国外商人多驻扎天津，于是此处天津指代外商。本文作者注）的口味，出口地毯的纹饰受到欧洲风格的影响。但在大型地毯中，宁夏地毯加工业仍然坚持以中国传统风格而创作。在这种风格之中，蔓藤花纹和动物图案得到广泛青睐。就地毯生产的数量而言，马鞍毯目前仍旧占主导地位，而并非坐垫。非常遗憾的是：苯胺染料的着色形式已经在当地广为使用，这是对传统生产方式的危害，古老染色形式中的红色、黄色、靛蓝及其混合色对如今的人们来说已经远远不够。一位宁夏地毯编织大师对我说，他们现在也使用欧洲颜色，只有靛蓝仍然是天然的，但很快可能就会被化学染料所取代。”（本文作者译）

此处，泰费尔再一次确切记述：“宁夏以地毯编织业而闻名于中国北方”，而前文中提到的柔克义曾描述“宁夏一直以这种编织物的加工而闻名于世”，足见美轮美奂的宁夏地毯不仅在中国久负盛名，也备受西方人士推崇。泰费尔提及，中国每十位地毯制造大师，就有六位在银川工作，而且都是银川本地人士，此描述虽然缺乏统计数据的支持，但也能反映那时宁夏地毯制造领域人才辈出的盛况。

泰费尔文中所言的法国人Gerbillon，中文名为张诚，1697年曾随同康熙访问银川。Gerbillon以日记形式记述沿途之见闻，其中包含他在银川目睹宁夏地毯的情况：

“他们（指银川当地官员，本文作者注）向康熙敬献了与土耳其地毯相似的地毯，康熙非常好奇，希望亲眼观察宁夏地毯以及宁夏特色麻纸的制作过程。”

见闻广博的康熙不仅被独具特色的宁夏地毯打动，还亲自考察宁夏地毯的编织过程。自此之后，宁夏地毯便在康雍乾时期受到青睐，成为清宫庄重、耀眼的陈设。

泰费尔描述的那种产量占主导地位的马鞍毯，银川人称之为“马褥子”。此种地毯由两块长方形地毯拼接而成，并在一侧长边顶角位置刻意开缺口，以确保骏马飞驰之际不对后腿运动造成影响。甚至，马鞍毯中的精品佳作，为追求完美的整体效果，纹饰设计都会与缺口相应而形如天成。当然，马鞍毯亦可作为单人褥，驾驭之时垫于马背，歇息之际铺于炕头，用途广泛而备受民众青睐。

泰费尔曾记载，百年前宁夏外销地毯的风格样式，会根据定制要求而创作的现象，以及延续千年的传统着色方式，已不可抗拒地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正如泰费尔所言，当时宁夏地毯加工业中惟有靛蓝色仍旧采用本土天然染料着色。此靛蓝色，便是宁夏地毯最具风格的色泽之一，以夜空般深邃的色彩辅以传统纹饰而烘托出灿若繁星的艺术效果，在中国地毯制造业中独树一帜，并能在东西方不同文化与审美的氛围之中备受推崇。

泰费尔之后，亦有诸多探险者来到银川探访地毯加工业，甚至在万里迢迢的艰难行程中特地购买一方宁夏地毯带回遥远的家乡。

宁夏地毯，是凝结深厚历史传统与灿烂地域文化的艺术品，也让宁夏制造走向世界。

郑文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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