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斯毯、欧洲毯、中国新疆毯、中国内蒙古毯等东西方不同文化所孕育出的异彩纷呈的传统手工地毯之中，宁夏地毯何以崭露头角，在国内被视为“地毯界的官窑”，并令西方人仰慕与膜拜呢？盖因宁夏地毯融汇深厚的文化底蕴并依托独特的地域物产而积厚成器。

对于宁夏地毯的起源与兴盛，通常认为是清代自西域传入。但结合现今的考古发现综合判断，宁夏地毯的开端，显然更为久远且未必西来。

宋夏时期，银川地区为丝路文明的重要交汇点，文化与技术的交流有效促进了该地区制造业的发展，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便诞生于此。而彼时银川地区纺织业亦为繁荣且织品极具地域特色，如1991年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的纺织品包含绢、锦、绮、绫、纱、罗等多达六种类型，足见当年银川地区纺织品和纺织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大抵同期，在敦煌莫高窟98窟北壁壁画中有一幅脚踏织机图，立式织机清晰可见，经轴、卷布辊、分经辊、压经辊和综框等一应俱全。更为重要的是，立式织机在西北地区大多被用来织造毛毯、地毯等。

综上所述，彼时银川地区具有完善的纺织设备与纺织技术，再加上盛产质地精细的优质羊毛，于是孕育出如“锦”一般具有华美纹饰的高级毛织品——羊毛地毯，就变得顺理成章。

而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所撰《传家集》中则记述：“夏所居氐羌旧壤，所产者不过羊马毡毯，用之不尽，其势必推其余与他方贸易”。这一时期地毯编织工艺在宁夏地区的根植与传承，以及历代宁夏地毯编织工匠继往开来而不断进取，使得承袭千年的宁夏地毯编织业于清代再创辉煌。

故宫藏清顺治时期宁夏白地四龙纹栽绒地毯，是故宫现存藏品中可明确断定产地且制作年代最早的地毯之一。四百年时光流转，毯面纹饰依然栩栩如生。鉴于顺治一朝仅十八年，宁夏地毯已能入贡宫廷，足见品质卓越的宁夏地毯被世人推崇的时间，应当在清代之前。

到了清代雍正时期，雍正皇帝为得到理想的地毯，亲自设计图样，并交由陕甘总督岳钟琪派专员赴宁夏督办织造，这段经典往事体现了雍正对宁夏地毯的格外垂青。

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文书：雍正五年（1727年）八月二十五日，太监刘希文传旨：“万字房通景壁前，着画西洋吉祥草毯子呈览。”十月初一日，郎中海望将“东一路屋内通景画壁前吉祥草花样毯子两张”呈皇帝御览。雍正批示，“周围的万字景边不好，着另画碎花，其底的颜色不必染黄。再，圆明园殿上的毯子花样不好，尔等亦画样，俟岳钟琪来时，将此两样交岳钟琪织造”。

另据台北故宫博物院珍存的清代奏折：雍正六年（1728年）四月十八日，陕甘总督岳钟琪奏恭进地毯折：

“奏为恭进事：窃臣于雍正五年十一月初七日在京时，据内监张玉柱传旨，发交臣地毯式二张，并牛油石样一块。臣当即钦遵祗领，于回陕之日，即催觅宁夏匠役，敬谨照式织就地毯二块。又差员前赴宁夏地方，照样石采取牛油石前来。谨专差臣标火器营千总甘文玉家人孟杰恭进。伏乞皇上睿鉴。为此谨奏。”

此处，雍正寻找的牛油石，就是宁夏中宁地区所产的黄蜡石，此石因与产自福州寿山的田黄石色泽及质地存在相似性而被世人追捧。

将清宫奏折与内务府档案相结合，则梳理出一段宁夏地毯的悠然往事：雍正渴望得到理想的地毯，便令宫中画师特绘心仪式样并亲自参与图案设计。但显然其他地域很难找到令雍正中意的地毯工匠，于是责陕甘总督岳钟琪指派银川地毯的编织大师，以银川本地羊毛等原料遵照雍正批复的样式织造两方地毯，宁夏地毯织造业登峰造极的水平可见一斑。

可惜，这两方雍正参与设计且有连续性史料记载的宁夏地毯，或已消失于沧桑而无奈的历史之中。

在乾隆元年（1736年）编撰的《甘肃通志》中，有记载：“花毯，宁夏出者佳”。

此处，花毯，即为地毯。而彼时之宁夏，则为今日银川。

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时任宁夏知府赵竹堂家庭教师的钱塘人汪绎辰所著《银川小志》中，亦有记述：

“夏人善织栽绒床毯、椅褥等物，粗细不一。其精者花样颜色、各种具备。画图与之，亦能照图细织，价以尺计，亦甚昂。”

由此可见，昔日的银川人善于编织各种羊毛毯，这些羊毛毯赫赫有名、质地精良，价格已然高昂。

宁夏地毯之精良及宁夏工匠之卓越，经由清宫档案及西方著述这两种不同历史背景的东西方文献交相印证，彼时“宁夏织造”的盛况以及所获得的盛誉，令人叹为观止。

二十世纪初叶，由著名收藏大家霍明志所撰写的古玩考证领域最为重要的参考典籍《达古斋博物汇志》中则明确写道：

“毯以宁夏为最贵，京毯次之”。霍明志复言，此处之京毯，分为两种，一种是不计工本的造办处宫毯，另一种为京城地毯工坊所织地毯。宫毯尚且只是接近宁夏地毯的品质，而后者则相距甚远。

郑文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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