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本质要求始终围绕“人”的发展与“物”的积累展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并非简单并列关系，而是以生产力理论为根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辩证统一体。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结构转型、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阶段，厘清二者的内在逻辑与协同路径，对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意义。
一、“投资于物”是“投资于人”的物质前提与现实支撑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其中“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构成“投资于物”的核心范畴，是“人”的劳动得以开展的物质载体。脱离“物”的支撑，“投资于人”所追求的能力提升、素质改善将沦为无源之水，难以转化为现实的生存发展条件。这种“物”对“人”的基础性支撑，既体现在物质资本为人力资本积累创造环境，也体现在劳动资料升级为人的价值实现提供平台。
从人力资本积累的基础条件看，“投资于物”为人的生存发展与能力提升筑牢物质根基。物质资料生产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的发展首先需要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再向教育、健康等更高层次需求迈进，而这一切都依赖于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供给。只有通过“投资于物”创造充足的物质财富，才能为“投资于人”提供生存基础与发展空间。从人的价值实现平台看，“投资于物”为人的劳动实践与能力施展搭建关键载体。“人”的素质提升、技能进步，最终需要与“物”的结合才能转化为生产力，而“物”的先进程度直接决定“人”的价值创造效率。当前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投资5G基站、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不仅创造了数字技术工程师、智能设备运维员等新职业，更让劳动者的创新能力得到充分释放。反之，若缺乏“物”的支撑，即便拥有高素质人才，其能力也难以施展。
二、“投资于人”是“投资于物”的价值归宿和动力源泉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物”的生产与积累，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人的生存、发展和享受需求，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手段。同时，“人”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创造性的因素，既促进需求升级与能力提升，又为“物”提供动力支撑，形成“人-物”互促的良性循环。这一逻辑在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实践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投资于人”既决定“投资于物”的价值导向，也塑造“投资于物”的动能升级。
从价值导向看，“投资于物”的最终成效需通过“人”的福祉改善来检验。“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无论是基础设施、产业设备还是公共服务设施投资，其价值最终要落在“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正是这一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物”的投资是否被认可，关键在于能否转化为“人”的发展红利，脱离“人”的需求的“物”的投资，即便规模再大，也只能是无效投资甚至造成资源浪费。从创新驱动看，“投资于人”培育的创新能力为“投资于物”注入核心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而科技创新的主体是人，“投资于人”通过培育创新人才、完善创新生态，为“物”的投资赋予技术含量与迭代能力。“十四五”以来我国研发人员总量世界第一，人力资本积累直接推动重大科技成果的发展升级，“天宫”巡天，“嫦娥”揽月，在云端山间架桥，在风与光中取电……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加速涌现。“投资于人”培育的创新能力，是“投资于物”突破技术瓶颈、实现高端化升级的根本动力，没有“人”的创新突破，“物”的投资只能停留在低端复制阶段，难以支撑高质量发展。
三、破除“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片面化倾向，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正是这种对立统一矛盾的体现，若片面强调某一方、忽视另一方，必然导致发展失衡。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人口结构变化、新旧动能转化和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首先要破除“重物轻人”或“重人疏物”的思想倾向，推动二者高效协同，构建“人赋能物、物支撑人”的可持续增长范式。
警惕“重物轻人”的失衡陷阱，防范发展空心化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投资于物”为主的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基础设施、工业设备等物质资本积累成效显著，但部分地区和领域过度追求“物”的规模扩张，忽视“人”的发展需求，导致“有硬件、无软件”“有项目、无人才”的发展空心化问题。部分资源型城市在完成大规模采矿设备、厂房投资后，因缺乏技能培训、就业保障等“投资于人”的举措，随着资源枯竭而陷入设备闲置、人口流失的困境。这种“重物轻人”的倾向，不仅会导致物质资本效益递减，更会凸显民生短板，背离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
避免“重人疏物”的认知误区，防止发展悬浮化问题。“投资于人”固然是发展的根本，但脱离“物”的支撑，人的能力提升将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导致“有人才、无平台”“有技能、无岗位”的发展悬浮化。历史经验表明，一些发展中国家曾过度强调教育投资，却忽视基础设施、产业体系等“物”的建设，培养的人才因缺乏实践平台而纷纷外流。在数字经济领域，部分地区大力培养数字技术人才，但因缺乏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物”的载体，人才流失严重。这表明，“投资于人”必须与“投资于物”同步推进，否则人的价值难以实现，发展也会失去根基。
构建“人物协同”的实践路径，夯实可持续增长根基。实现“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辩证统一，需紧扣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从规模、质量、机制三个维度精准发力。在规模结构上，要优化投资配比，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完善政绩考核体系，引导资源向民生领域倾斜，同时保持新型基础设施、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物”的投资合理强度，形成人与物的供需平衡。在质量效益上，“投资于物”要聚焦实体经济，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重点投向新能源、新材料、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支撑新质生产力的领域；“投资于人”要突出精准化、差异化，针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强老年护理人才培养，针对产业升级需求开展“订单式”技能培训。在协同机制上，要建立跨部门、跨主体的统筹协调体系，借鉴长三角“产业基金+人才基金”协同模式，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社会组织协同，形成“物质投资搭建平台、人力资本创造价值、价值增长反哺投资”的循环机制。
“投资于物”是发展的基础条件，决定“人”的发展起点；“投资于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决定“物”的发展方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唯有坚持二者辩证统一，以“物”的积累为“人”的发展铺路、以“人”的进步为“物”的升级赋能，才能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后劲，实现高质量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同频共振，让中国式现代化之路越走越宽广。
中共银川市委党校课题组（执笔：王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