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作为灵州都督府与朔方节度使驻地，灵州的军事影响力极为显著。同时，其地处黄河岸边，享有黄河水运之便，成为唐王朝北部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于一体的区域性中心重镇。

公元646年亦为马年，唐朝北部边疆烽烟又起。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派遣大军北击薛延陀，更御驾亲赴灵州，坐镇北疆，以定漠北。

八月丙戌（646年10月11日），唐太宗“逾陇山至西瓦亭，观马牧”。彼时固原一带水草丰美，为朝廷倚重的军马牧养之处，唐太宗于此战略要地视察，既为检阅军备，亦彰显其经略北疆之决心。至明代，固原仍设甘州群牧所，延续牧养军马、管理屯田的制度，足见此地军牧传统一脉相承，战略地位历久弥重。

唐太宗至灵州后，九月甲辰（646年10月29日），铁勒诸部回纥、拔野古、同罗、仆固、多滥葛、思结、阿跌等，派遣使者携贡品赴灵州朝见，以示归附大唐。诸部恳请在其辖地设立州县，纳入国家行政体系，并共尊唐太宗为“天可汗”。

唐太宗大悦，欣然赋诗“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并将诗文镌刻于石碑，以纪念此事。亦颁布诏书，郑重宣告：“惟天为大，合其德者弗违；谓地盖厚，体其仁者光被。故能弥纶八极，舆盖二仪，振绝代之英声，毕天下之能事……”诏书中慨然称，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如此众多部族自愿归附、共为一家之盛况，此等不世功业必将永垂史册、泽被千秋。

唐太宗饮马灵州而安定北部边疆，其核心在于构建超越单一族群的政治模式，将农耕与游牧两大文明系统纳入统一的国家框架。这一实践，确立了在尊重多元文化基础上构建统一政治共同体的治理智慧，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巩固历程中重要的里程碑。

唐太宗安定北疆百年之后，大唐盛世突逢巨变。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叛军迅速攻陷洛阳、长安等地，唐玄宗仓皇之中带少数妃嫔与近臣西逃。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禁军哗变，唐玄宗为稳大局，不得不依从将士之请。事态虽暂告平息，但君臣离心，时局已不可挽回。此时的太子李亨当即决定与唐玄宗分道而行，唐玄宗继续南入四川，而李亨则率部分禁军与官员转向北行，并于756年7月抵达朔方军治所重镇灵武（742年，灵州改灵武郡）。

据《后唐书》所载：“肃宗至灵武，殿宇御幄，皆象宫闱。诸王、公主各设本院，饮食进御，穷其水陆。”李亨抵达灵武后，入住殿宇皆似皇宫规格，且日常饮食穷尽美食佳肴，但很快他也意识到要以俭朴姿态示人，于是命令逐渐去除饮食上奢华的用度而专注军政。

至于为何当年灵武会有近似皇宫规制的建筑群，显然并非为迎接李亨而兴建，时间仓促、绝无可能。那么，合理的解释则是，作为当时的军事重镇，灵武的官署与驻军建筑本就规模恢宏、气象森严。

756年7月12日，在朔方军将领的拥戴与筹备下，李亨于灵武城南门城楼举行登基仪式，即皇帝位，更改年号为“至德”，亦尊远在四川的唐玄宗为太上皇。

唐肃宗登基之后，即任命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以灵武为中枢，整编西北诸军，联合回纥、西域援兵，集结大军东进，征讨叛军。

唐肃宗于灵武即位，不仅确立了平叛中枢，更重聚天下人心，为戡乱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并借此扭转危局，史称“至德中兴”。其作为虽然未能根除藩镇割据之后患，但于唐王朝社稷倾危之时再树威权，拨乱反正、重归一统，实为中唐国运延续之关键。

唐太宗饮马灵州统合漠北，设立羁縻府州，建立多元一体之格局。至唐肃宗时，此制度已延绵百年而影响深远，所以当唐肃宗于危难之际再至灵武，许多部落仍愿出兵相助，共复两京。此番协力，可见唐太宗所立制度根基之深厚，纵使历经变乱，仍能在存亡关头聚力边陲、固守国本。

历史长河奔涌不息，地理形胜亦非亘古不变。至明代，洪武十七年（1384年），黄河泛滥，滔滔河水将灵州古城淹没，此后百年间“城凡三徙”，屡经迁建。直至宣德三年（1428年），灵州定址于今宁夏灵武市，城池至此稳固。

上图为1935年《建国月刊》刊载的灵武影像，并标注：灵武唐肃宗宫殿遗址。

前文曾提及，明代灵州城三次迁徙至现在的灵武，也就是说，当年之灵州故地并非如今灵武所在，然而为何民国时期灵武城会有唐肃宗宫殿遗址呢？推其缘由，有可能是明代迁城之时，人们故土情深，于是将灵武古城的历史记忆，也一同搬迁至新的灵武城，复建旧址，以示传承吧。

今逢马年，从唐太宗马年饮马灵州而马到功成，到唐肃宗灵武登基开启中兴之业，至今已历千载。宁夏的灵武古城，正是中华民族在交流融合中不断巩固与壮大的历史见证。而这座古城的千年兴替，亦映射出华夏历经风雨而生生不息的壮阔历程。值此马年新春即将到来之际，念灵州马到功成之往事，惟愿九州儿女承先贤之志，继往开来共创华章，龙马精神万世昌隆！

郑文著/文 图片由郑文著独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