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的父母由一位远房亲戚牵线认识。那一年，父亲20岁，母亲19岁，父亲骑着“二八杠”自行车去相亲，两人含蓄地见了一面。据父母回忆，两人因为害羞都没敢抬头多看对方一眼，母亲只记得我父亲穿着一件军绿色外套，衣服前襟的边掉在外面，而那件军绿色外套是他最体面的衣服。父亲印象最深的是我母亲的大长辫子，就这样匆匆一瞥便情定终生。

父亲是家中长子，结婚时家里请木匠打制了一对红漆实木衣柜。这种老式衣柜是长方体的，上面是半边掀盖，四个柜脚有镂空花纹。柜子容量很大，能装很多东西，但使用起来并不方便，每次找东西都得翻箱倒柜，母亲却视其为珍宝。从我记事起，我家的这两个柜子就被母亲擦拭得油光锃亮。

这一对木柜载满了父母半生的柴米油盐，也藏着父母的爱情。柜子承担着不同职责，一个是米柜，把米、面装在里面不易生虫，平时，母亲还能变戏法一样从柜里变出挂面、罐头、方便面、柿饼、饼干之类的稀罕物品。一个是衣柜，里面装着两床缎面儿、新棉花缝制的被褥和逢年过节、走亲访友时才会拿出来穿的新衣服，还有针头线脑等小物品，所以柜子平时挂着一把铜锁，母亲随身携带着钥匙。因为挂着锁子，童年时，我对这个柜子充满了向往，每当母亲打开柜子时，我们兄妹几个就围着柜沿，把脑袋伸进去想探个究竟，想知道母亲珍藏着多少宝贝，想闻闻衣柜里樟脑散发出的清香味儿。

我见过一些老式衣柜中间有隔档，我们家的衣柜没有隔档，所以母亲就用棉布把存放的物品分门别类地打成包袱，从大到小、从下往上摆放得整齐有序。把裤子熨烫平展打成一个包袱，把衣服折叠成形打成一个包袱，把枕巾、床单、被面儿之类的床上用品打成一个包袱，把积攒了很久也舍不得裁剪的各色面料打成一个包袱，把针头线脑和女娃儿的饰品等细碎杂物打成一个包袱……我对那些被面儿、布料之类的包袱不感兴趣，真正吸引我的是那个装针头线脑的包袱，里面有绣花用的花丝线，有在货郎扁担箱里才能看到的花纽襻儿、手绢、发卡、花花绿绿的扎头绫子，有母亲绣的鞋垫、荷包，还有一个印着红艳艳牡丹花的湖蓝色折叠式皮质钱包，这只钱包是我父母的爱情信物。

1978年的春天，父亲开着生产队的拖拉机，载着村里十多个壮劳力往县城拉砖，把砖送到指定地点后，一群年轻人去观看各乡镇文艺骨干的汇演节目。母亲代表公社参加了演出，戏台下人头攒动，在人挤人的群体中，父亲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大眼睛、长辫子姑娘，于是便决定买个礼物送给她。父亲搜遍全身找出了五毛钱，又问同行的伙伴们借了一些，东拼西凑才凑够两元，一口气跑到供销社买了这个钱包，自己还没有勇气亲自送过去，就把钱包交给母亲同村的一个大嫂，请她转交给我母亲。钱包在当时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还是奢侈品，当接过平生的第一份礼物时，母亲忐忑不安、受宠若惊，也让村里的姑娘们羡煞了眼。多年后，母亲讲述那天的情景时，依然心潮澎湃。

母亲出阁那天，这只珍贵的钱包也被塞进装嫁衣的包袱里。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这只钱包依然静静地躺在衣柜里，母亲在闲暇时总会把那些陈年的包袱打开，用粗糙的双手摩挲着这个蓝色钱包，细数每一寸光阴，絮叨着细碎光阴里的往事。

这些年，父母搬了几次家，屋里的家具换了几茬，但唯独这一对红色老式衣柜，他们始终舍不得丢弃，它们见证了父母从青丝变白发、朝夕相伴的安暖，见证了父母从清贫到富足、三餐四季的安稳，也藏着父母朴素、真挚的爱情。岁月流转，这依然是彼此心里最柔软的默契。当窗外的阳光洒落在衣柜上，那被岁月磨得发亮的木纹格外清晰，被父亲打蜡护理后的红色衣柜格外艳丽……

余梅霞（宁夏石嘴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