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开春，渠水刚解冻，水面上还浮着一层薄冰碴子，看着都冰冷，荒滩上的风依旧凛冽，灰扑扑的苦豆子就迫不及待地钻出了地皮。伸着纤细的茎干，顶着几片稀疏的叶子，散落在田埂旁、水渠边。

我不知道它的学名，习惯了叫它“苦豆子”，它周身散发着一股子说不上来的“浊气”，令人不敢轻易近前，就连虫子都绕着它走。

初夏，葱秧刚在畦里站稳脚，父亲就背起柳条背斗下渠滩了。我跟着他，仰脸问：“爸，这草味儿这么冲，要它干啥？”父亲直起腰，用沾满草汁的手摸摸我的头，耐心地说：“娃，这可是宝，给葱‘壅’上，虫不啃，秧子壮实，不害病。”

我站在父亲的身后，看父亲把采回来的苦豆秧子，均匀地围在每一棵葱根的周围，像是给它们穿上一双嫩绿的草鞋。

日头晒上几天，苦豆子就蔫了，黄了，干成了一碰就碎的枯草。可那股子浓烈的气味却好像渗进了土里，结成一道无形的墙，把地下害虫都拦在了外面。假以时日，苦豆秧子也经不住风吹日晒雨淋，化成了黄土，给立在根上生长的葱苗以气力。说来也怪，凡是被苦豆子“壅”过的葱，长得就是不一样，葱白白得像羊脂玉，敦敦实实；葱叶子绿得发黑，风过处，一片脆响，很是精神。

苦豆子在初夏也开花，花是极淡的粉黄色，小米粒一般，藏在叶腋里，羞答答地。不见蜜蜂来采蜜，也没有蝴蝶来访，它就独自悄悄地开了，又默默地谢了，结一些扁扁的小荚。它好像生来就不为让人看，也不图谁记着。可偏偏是它，用自己那一身不怎么好闻的气息，护住了葱的周全。

转眼，父亲已经走了十多个年头了。我自己也有了片小菜园，每逢栽葱的季节，手就不由自主地想去找苦豆子。把拔回来的苦豆子仔细围在葱根旁的时候，那股熟悉的、混着土腥与微苦的气味漫开来，恍惚间，就像父亲又卷着裤腿，站在我身后的渠埂上。风里好像还有他喃喃的话语：“老法子，土是啥都记得，它不骗人。”

现在，田里多是各种现代化的技术，苦豆子这样的草，连同父亲“壅葱”的技艺，都早已躺进卷边泛黄的书页里被搁置起来。嫌它旧，嫌它慢，嫌它臭，更嫌它费功。我总觉得，有些理儿，不在亮锃锃的机器里，而在老祖宗的手纹里，在土地一遍又一遍的春种秋收里。它不言不语，却扎实；它不需要钱，却弥足珍贵。

苦豆子一生寂寂，长在荒处，枯在垄边，连个好名声都没落下。只是守着它那点“苦”和“浊”。它常让我想起父亲，想起许多像他一样，脊背晒得黝黑，在日头下弯成一张弓的人。他们就像这苦豆子，平凡得没人会多看一眼，却用一身的气力，养活着田垄上的青绿，养活着屋舍里的炊烟。

园子里的葱，又是一年青碧。渠水还是那样，悠悠地流。每当夏日的风从远处的荒滩上吹过来，我总觉得，鼻尖还能嗅到一丝那微浊的、固执的清气。那是苦豆子留下的念想，也是土地最深沉的呼吸。

杨富川（宁夏贺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