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中文名马海德）自上海登上西行的列车，根据计划，他将在郑州与从北京出发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会合，一同奔赴西安。

抵达西安后，斯诺与马海德佯装普通游客，下榻西方人常入住的西京饭店，静待地下工作者前来联络。

数日之后，一位穿着得体、气度不凡的人敲开了他们的房门，并以纯正的英语自报家门道：“我姓王，手里有几件不错的古董，你们是否愿意过目？”自称姓王的男子一边说，一边打开包袱，展出几面铜镜。

斯诺试探性地询问价格，王姓男子反问：“你们是支付外币吗？”

斯诺说：“随你，都可以。”王姓男子则回复：“那就英镑吧。”

斯诺听闻之后，目光中流露出一丝难以掩饰的喜色，随即掏出宋庆龄交给他的半张5英镑的纸币。只见此时王姓男子亦微笑着，拿出半张5英镑纸币。两张残币相拼，缺口完美吻合。

原来，此人就是化名王牧师的联络人，他的真实姓名是董健吾，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和联络工作。

斯诺听闻董健吾还曾搭乘张学良的专机飞赴延安根据地，万分惊讶（此时延安为东北军控制）。《红星照耀中国》中有如下描述：

“最后，王牧师还坐张少帅的私人飞机飞到陕北的延安，他进了红色中国，带回了一个（统一战线）谈判方案”。

这次董健吾乘坐张学良的飞机飞赴延安并前往瓦窑堡，历史上确有其事，而且，与董健吾同行的，还有宁夏籍革命先驱张子华。张子华为宁夏籍革命先驱，1914年出生于宁夏中宁县恩和镇王台庄，原名叫王绪祥。1930年8月王绪祥进入北平汇文中学学习，在此期间，王绪祥积极参加汇文中学地下党组织的革命活动，他的工作积极性和能力很快得到北平地下党组织的认可。1930年11月，王绪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更名为张子华。

据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刊登的《红军东征再思考——政治视角下东征的统战、地方工作》一文：

“张子华和董健吾从上海经西安于1936年2月27日到达瓦窑堡”。

“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晋西会议）连续在山西隰县大麦郊附近上贤村、石口村和石楼县罗村、四江村等地举行。会议根据张子华、董健吾、王世英汇报的情况和提供的信息以及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指出国际会议决议特别重要的是‘反战反法西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那么，张子华与董健吾，究竟是在哪一天乘飞机抵达延安呢？另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宋庆龄的延安密使董健吾》一文所述：

“2月21日，张学良派出私人座机将董健吾和张子华送至当时还是东北军辖下的肤施（今延安）”。

图1是一幅由张学良机组航拍的延安景象，上面写有标注：俯瞰延安。

这幅影像，是否就是张子华、董健吾搭乘张学良专机飞赴延安那次飞行所拍呢？

据文献记载，张学良机组至少四次飞赴延安（此处罗列仅为迄今发现的飞行记录）：1936年2月21日，送张子华、董健吾赴延安；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亲自驾机赴延安（当时延安地区有降雪）；1936年12月15日，张学良机组飞赴延安接中共代表团（大雪耽搁，未接到）；1936年12月16日，张学良机组飞赴延安接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共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计。

由此记录可以发现，张学良机组1936年飞赴延安，除送张子华、董健吾行程之外，另外三次，延安地区皆明确有降雪。然而，另据董健吾记述，他们搭乘张学良飞机飞赴延安之际，依然逢降雪，而这幅照片中，没有积雪。

当时，延安属于“东北军防区”，一定还有未被现有文献证实的飞行存在。所以，这幅照片目前也只能确定，是由张学良机组所拍延安景象。

《红星照耀中国》中，另有一个细节，亦有影像能够印证：

“用飞机来对付红军证明是不起作用的，红军把机关枪架在山上，结果很有效。连张学良自己的外国驾驶员，因怕机关枪的高射，有点胆怯，有一个美国人竟因此辞职”

请注意，这幅张学良机组航拍影像（图2）的右下角，有当年所绘箭头以及英文标注：战壕。

这幅影像，还另有附注：“沿洛河而行，近肤施（今延安）空域，波音飞机在此处遭到三发子弹射击”（本文作者翻译）。

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反帝大同盟地下组织在东城区和西城区建立两个支部，张子华担任这两个支部的联络工作，并且秘密介绍一批宁夏进步青年加入反帝大同盟。

1935年，张子华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受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委托，赴南京会商两党联合抗日问题，曾多次往返于陕北与南京、广州之间。

1936年，张子华调回陕北，任中共中央统战部联络局副局长。西安事变时，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开展谈判斡旋，张子华时为代表团秘书。

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与践行，实现停止内战、共御外敌，进而极大唤醒全体民众的抗日意识，为抗战取得最终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也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

郑文著/文 图片由郑文著独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