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古已有之，而且源深流长。随着新文学的产生，城市逐渐成为了作家们单独的写作对象，正如卡尔维诺在《巴尔扎克：城市作为小说》中对巴尔扎克的描述，“他想要把这座怪兽一样的城市变成一部百科全书，而其中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他对这座城市的观察与思考”，作家们开始有意识地对城市的一切进行探索与确认，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蒋光慈、丁玲、张爱玲、老舍到后来的王朔、池莉、迟子建、邓一光等，他们逐渐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城市书写路径，城市叙事也越来越成熟，作家将自己镶嵌进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为读者呈现出了在城市的存在与变迁中，人们内心的困顿与新生。纵观城市文学的发展，我认为有三个维度值得关怀，一是历史维度，二是空间维度，三是生态维度。

历史维度。城市文学的诞生是伴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开始的，以上海为例，这座城市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开始发展起来的，现代文明以一种“他者”的姿态打破了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而标志着现代意味的城市书写也在上海起步，作家们围绕着它构筑起各自的城市想象和城市“文学想象”，如周而复于1958年在杂志《收获》上发表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中，关于汤阿英穿着打扮的叙述，她穿紫红对襟小袄、蓝色西式女裤，还烫了头发，这都涉及城市生活和城市书写。王安忆于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则以驻足新上海生活，缅怀旧上海为主要书写内容。金宇澄于2012年在杂志《收获》上发表的长篇小说《繁花》，则是将上海方言引入小说，描述了近半个世纪的上海城市生活。严歌苓于201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舞男》中，作家则穷形尽致地表达了上海城市生活的日常性、消费性和私性。而久居宁夏的作家陈继明在近期发表的短篇小说《奔马图》中，讲述了在珠三角大湾区，一匹瞎马、一座桥与三个人物之间发生的碎片化故事，这座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是城市发展的震撼象征，但已无人注视，城中的人们已见怪不怪，作家揭示了处于社会变迁中的人与城的真实现状。不难发现，城市文学的出现，也恰好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谈论城市文学一定要站在历史的维度去分析。

空间维度。中国城市在地理空间上可以分为南方与北方，这些不同的空间分布，导致各个城市的气候、经济、历史积淀、文化传统等各方面都有巨大的差异，这也使城市书写更加的纷繁多彩。如老舍的北京，池莉的武汉、贾平凹的西安等，这些城市在作家的笔下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小点，而且是承载作家独特文化记忆的家园。如池莉在《烦恼人生》中，为读者展现的赶汽车、抢轮渡、无聊受气、无奈归家等一系列呆板单调、尴尬难耐的“烦恼人生”，而这些为什么发生在武汉而不发生在北京、上海？这正好反映的是空间地域分布的特点，对作家的文本叙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对比之下，汉口文化没有北京皇家古都的古雅与悠闲气质，也缺少上海这些大都市的繁华与个性气质。宁夏作家冶进海2021年发表在《青年文学》上的中篇小说《北京亲戚》中，展现了独属于银川的蔚蓝天空、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和休闲舒适的生活，并和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做了对比，突出了银川的惬意是不可复制的。在这一维度上，文学与城市的空间地理之间呈现出了一种互动关系，文学不仅反映着城市的文化地理属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着城市的地理景观。

生态维度。钱穆先生曾经指出，城市与自然隔绝，会导致长期生活在城市的人逐渐衰颓，随着中国城市化浪潮的风起云涌，许多作家敏锐地捕捉到了城市发展中的各种病症，他们对城市病与人的病态心理进行深层次挖掘，体现了作家对城市环境的反思以及对人的精神状态的关注。如徐则臣的长篇小说《王城如海》，作家不仅描写北京的雾霾现象，同时也通过这一隐喻来暗示城市人的心理雾霾。邓一光的《香蜜湖漏了》中，香蜜湖作为都市之中的一片净土，在受到外界资本的压榨后，香蜜湖开始枯竭，这也暗示着人内心元气的枯竭与流逝。近些年以来，国家在宏观调控方面越来越重视城市生态环境的治理，“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都明确提出要加大城市环境的保护力度，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因此，城市文学叙事应该重新认识城市自然的价值，在城市中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部分凸显的城市生态问题，更加值得期待的是，新的生态环境有助于作家重新构筑新的城市想象，探寻新的人文精神，城市文学的发展也将会变得更加充满活力。

罗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