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视觉时代，文学与电影的跨媒介转化开启了文学由边缘到中心的突围之路，同时文学的内蕴也增加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张力，提高了电影本身的质量。小说《白鹿原》是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巨著，其影视改编几经坎坷，电影《白鹿原》上映后毁誉参半，影片从主题、表达方式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颇具争议。

改编的目的是削足适履，这不仅是对原著美学风格的重塑，也暗含当下与历史的互动。电影《白鹿原》的宣传伊始就以“中国式欲望”为噱头，显然与原著的“民族秘史”大相径庭。交完皇粮交军粮，饥荒瘟疫后又是日军入侵，“不管啥世道，农民都是最可怜的”，影片似乎想借黑娃的这句台词表达历史动荡下的民不聊生，但在情节支撑上略显匮乏。在以田小娥为欲望指归的中心，有鹿子霖对权力、美色的欲望，白嘉轩维护族规的欲望，鹿兆鹏革命的欲望，黑娃翻身做主的欲望以及白孝文冲破父权压制的欲望，篇幅最多的是田小娥对“情”的欲望。田小娥在影片中是一个被伤害的角色，她误入欲望之网陷入多角恋，同时也陷入悲剧的泥沼。影片似乎想表现时代动荡中女性对命运把控的无力，抑或是封建枷锁对爱情的扼杀，也许是删改的内容过多，这两个主题都未得到有效的释放。但其对欲望的表达从某些程度上显示了对人性本质的尖锐穿透力。在日军的轰炸中，电影匆忙煞尾，使得每个想表达的主题都未得到实质的归宿，实为遗憾。

改编成功的关键是艺术形象的塑造。电影形象的塑造具有即时性，一个镜头、一句台词都会定义人物性格特征。电影《白鹿原》选取了原著中白嘉轩、鹿三、鹿子霖、鹿兆鹏、黑娃、田小娥、白孝文为主要人物展开叙事，以黑娃与田小娥无法进祠堂获得“合法”认可为矛盾线索，撷取了原著中“风搅雪”、国共合作破裂、亲翁杀媳等情节，以田小娥的死亡为矛盾画上句点。白嘉轩的儒家符号寓意被削弱，鹿三的“义”仆形象较为丰满，主人不便出马的事他都冲在前面。对比之下，鹿子霖的奸诈、鹿兆鹏的反抗塑造得较为单薄。电影的线性结构由于内容的删减产生了离散，情节的连贯性被削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表达力。

影片开场，大片金色麦田的镜头有意回应了原著“原”的意象，碑刻的《乡约》、祠堂加深了历史纵深感。多次以空镜形式出现的麦田暗示时间的流转与背景的转换。影片以灰暗色调暗喻祠堂的凝重与压抑，以黄色色调契合关中地域风貌，融合关中地区的老腔、方言、皮影戏、面食等元素营造厚重的地域感。快速移动的镜头、凌乱的场面呈现了黑娃和田小娥冲进祠堂的慌乱和迷惘，意指二人革命的盲目。以特写镜头表现田小娥轻唱《桃花源》，她的声音与屋外正唱的皮影戏《桃花源》声音重叠，二者的互文效果相得益彰。田小娥与白孝文沦落于欲望乡，似皮影般无力掌控自身命运，在欲望的背后，始终是封建宗法的牵制。

电影自诞生便带着商业属性，然而追求商业利益不一定要与影片的意义表达相对立。电影《白鹿原》在改编上虽有借鉴意义，但如何避免商业利益的宰制，在喧哗的影像中彰显意义与价值，也值得思考与探索。

武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