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噬驴透雕铜牌饰。

战国，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各国间的博弈演绎着残酷的丛林法则。存亡胜败，就如同宁夏博物馆馆藏文物虎噬驴透雕铜牌饰描绘的那样，紧张又激烈。

文物小档案

虎噬驴透雕铜牌饰

年代：春秋战国时期

质地：铜

尺寸：长13.7厘米，宽8.2厘米

1989年宁夏固原市原州区杨郎乡墓地出土，现藏于宁夏博物馆。

富有张力的图案

虎噬驴透雕铜牌饰的图案描绘了一个紧张刺激的捕食场景。上面猛虎做行进状，獠牙外露，形象十分威猛，正张口吞咬驴的颈部，驴身翻转，前足跪地，后两足腾空，搭靠在虎背上，做挣扎状。这对铜牌饰为左右对称的两件，整体造型均为横放的“B”形，构图相同，虎身饰斑纹，驴蹄似凹叶状。分别有孔、扣，应相配使用。

“这种牌饰通常作为游牧民族佩戴在腰间革带的装饰。”宁夏博物馆保管部馆员周媛介绍，在宁夏博物馆馆藏文物中，此类铜牌饰不止这对虎噬驴透雕铜牌饰，其现收藏春秋战国时期到汉代的铜牌饰有虎噬鹿、虎噬驴、马蹄形、单驼、玄武等纹饰类型，形制独特，小巧精美，携带方便，制作工艺精良，部分牌饰兼带鎏金工艺。事实上，动物纹透雕铜牌饰是宁夏地区出土的北方系青铜器中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器类之一，主体纹饰以单体动物图案为主，常见有虎、驴、鹿、驼等，但也不乏虎噬驴、虎噬羊等构图巧妙而富有张力的题材。这对铜牌饰精致的造型，也充分表现了当时人们对美的极致追求。

“虎噬驴”草原生活的写照

自远古时代，虎就被认为是自然界的王者，先民们对它的敬畏和崇拜往往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有些则被赋予更多的艺术创作。因此，老虎也是北方青铜器牌饰中最常见的猫科动物。周媛说，“虎噬驴”图案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宁夏这一带水草丰茂，动植物丰富多样。食草动物渐多，食肉动物才能生存。老虎作为食物链的顶端，当时的人们应该也能经常见到。而“虎噬驴”的创作形象，恰恰就是草原上弱肉强食的一个画面定格。其造型完美，栩栩如生地表现了驴被猛虎咬住时竭力挣扎的形态，艺术构思巧妙，带有浓郁的游牧民族的特色。这种以动物或动物间的嬉戏、搏斗为主的创作题材，展示出的猛兽互斗、弱肉强食、肉食动物吞噬草食动物、猎取等艺术构思，正是北方草原民族长期生活在大漠南北的草原地带，以狩猎为主，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的真实写照。

受商周青铜装饰文化的影响

这对虎噬驴透雕铜牌饰的装饰风格虽然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但也透露出受商周青铜装饰文化的影响。

我国古代青铜器上的纹饰，始于夏代晚期，最早出现在容器上的是实心连珠纹，夏代晚期的青铜戈上，已有变形动物纹出现。动物纹是中国青铜器纹饰的主体，它们在青铜艺术中占有大约1500多年的统治地位。可以说中国青铜器的纹饰，一开始就是以动物纹为主要内容的，而在中原地区青铜器上最早出现的动物都是以图案变形的式样来体现。周媛介绍，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大地列国纷争，随着铁器的产生与推广，青铜文化趋于衰落，而在北方，青铜文化却走向繁荣。我国北方春秋战国时期动物纹饰继承商周时代的传统而又有发展，形成了我国北方独具风格的动物纹饰。这表明我国北方春秋战国时期动物纹饰，是在我国早期动物纹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见证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

据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宁夏的隆德、固原、彭阳、盐池、灵武、中卫等市、县，分布着30余处北方系青铜文化遗址。“宁夏的青铜文化，包括西周和春秋战国两个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周媛说，西周初年，生活在宁夏南部的义渠戎、乌氏戎等已成长为周人西北方向的严重威胁，随着西周势力的向西拓展，周人与戎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短兵相接变得频繁，周人也因此实现了对宁夏南部的行政管理。1981年在固原市原州区中河乡西南孙家庄发现的西周墓葬和车马坑，出土的饕餮纹、夔纹的鼎簋食器组合具有西周早期青铜文化特征；2017年6月~12月在固原市彭阳县新集乡发掘的姚河源西周遗址，分居址区、作坊区和墓葬区，出土青铜车器、玉璧、骨梳、蚌器、甲骨文等，这些都证明了西周王朝对西部疆域的管理采用的也是“分封诸侯，藩屏王室”模式。由此可见周文化对该地区的辐射和影响。

宁夏境内北方系青铜文化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以青铜兵器、生产工具、车马饰件和动物纹装饰品为核心，基本属于实用器，很少有明器和礼器，与中原地区同时代的出土器物迥然不同，显示出鲜明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如此看来，这两枚“虎噬驴”透雕铜牌饰的出现，反映了当时我国西北游牧民族独具特色的生活方式，见证了中华文化百花齐放、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和繁荣景象。

本报记者 李尚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