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李尚）今年是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为更好地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宁夏博物馆于7月20日举办了“寻根中华文明”系列讲座，特邀我国著名古陶瓷学专家、耀州窑博物馆名誉馆长禚（zhuó）振西先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西北大学特聘教授张天恩带来精彩讲座。

禚振西从地理位置、历史背景、煅烧技艺等角度，对耀州窑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述，让观众直观地了解到我国耀州窑的整体发展脉络和文化艺术价值。张天恩从考古学角度切入，结合亲身考古挖掘经历，向观众生动介绍了遗址文化遗存概况等内容。

耀州窑国宝级专家与观众见面

耀州窑是陕西著名的古瓷窑，上个世纪初即已发现，从1959年起进行多次考古发掘。说起耀州窑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禚振西是绝对绕不开的人物。她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3年来到铜川主持耀州窑的考古发掘。1984年，禚振西再次来到铜川，主持耀州窑遗址考古发掘工作长达15年。两次考古工作中，先后发掘珍贵文物200多万件，首次发掘出多座唐三彩作坊和窑炉。

1998年，禚振西退休后又担任耀州窑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员，并于2002年又带队在多个窑址开展考古工作，5年时间里发掘出30多处烧造区，20多座窑炉，陶瓷标本20多万件。她主持的耀州窑遗址考古发掘获得全国首届田野考古奖，被列入20世纪“中国百大考古发现”。

此次这位80多岁高龄的老人来到宁夏博物馆，在《唐至民国时期耀州窑陶瓷的发展》讲座中分享了多年研究成果，更让当天参与讲座的观众们看到这位文物工作者矢志不渝的精神。

唐至民国时期耀州窑陶瓷的发展

唐代是耀州窑初创阶段，当时除了生产黑瓷、白瓷、茶叶末釉瓷、黄釉瓷、青瓷等高温釉瓷外，还烧制了很多唐三彩等低温釉陶；五代耀州窑制瓷技术有了重大改进和提高，采用了新工艺，产品以青瓷为主，创造性地烧造出天青釉瓷。窑址中出土了一批带“官”字款的五代青瓷标本，证明耀州窑曾为五代宫廷烧制贡瓷；宋朝耀州窑进入鼎盛时期，青瓷烧制技术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除烧造青瓷外，还兼烧少量黑釉、酱釉及兔毫、油滴等结晶釉瓷；金代耀州窑继承了宋代传统的制瓷工艺，以烧造青瓷为主，仍为宫廷烧造贡瓷，这一时期还成功创烧出月白釉瓷；明代以后，制瓷技术和产品风格发生了明显转变，民窑之特色更加浓厚，青瓷制品不再多见，黑瓷和白瓷大量出现。清代陈炉窑传承了耀州窑传统制瓷技艺，清代晚期出现了具有当地特色且广受民众青睐的青花瓷。民国时期沿袭清代风格，青花瓷成为主流产品。

禚振西在一些关键问题中提出自己的观点，“有史书称耀州窑没落于金元战火，但我不认为是这个原因。”禚振西分析，首先五代时期同样战乱不断，但烧造技术却得到提升，可见战乱不是其没落的主要原因，她认为是原料短缺以及制瓷业竞争所致。

迷人的商周考古

在随后的《姚河源遗址发掘及对商周考古的意义》讲座中，张天恩教授结合自己的考古经历，以及大量实物照片，让观众们对先周文化的起源与形成有了新的认识。

姚河塬遗址聚落规模较大，目前考古界初步了解到有壕沟（可能有城墙遗迹）、水资源利用设施、作坊、不同类型的墓地等，高等级墓葬相对集中，祭祀坑、车马坑、马坑等，墓葬虽经严重盗扰，但还出土有青铜器、玉器、瓷器、甲骨文等重要文物，代表了文明组合传播的基本情况。

此外，该遗址文化因素复杂。类似刘家文化的遗存从商代中晚期就活动于这一带，属于泾水上游地区与刘家文化关系密切的地方文化，先周文化也可能于晚商时期渗透于此。到了西周初期，周文化开始取代类刘家文化，成为遗址的主要因素。周初又出现了商文化因素，是否为商代遗民的工匠类氏族有待确认，也有很少的寺洼文化和尚未确定的因素，说明有周边文化的影响。

有着重大发现的姚河塬遗址

讲座期间，张天恩教授还提出很多有趣的问题，并给出自己的见解。

“墓葬里埋葬的应该是西周的诸侯。”张天恩说，墓葬中发现了四辆青铜马车，旁边有两座殉葬的马坑，而且所有马车的马头都是朝着北方的。而西周时期，只有天子出行可以乘坐六匹马拉的车，诸侯乘车一般是四匹马拉的。加上大量陶范证明该遗址有铸铜作坊，种种迹象表明遗址的级别应该是很高的，相当于西周诸侯的级别。这一结论也颠覆了在前期学界普遍认为的周人的文化并未跨过陇山的论断。

此外，在展示出土的甲骨上，可见一些清晰的文字，经过识读发现一处史籍未记载的西周诸侯国——“获国”。“这些甲骨文大致意思是说要派30人去夜、宕等地巡查，用甲骨文占卜可不可行。”张天恩解释，从这短短几行字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西周王朝对西北地区的管控模式。而对姚河塬遗址的考古共发现甲骨文150余字，涉及国别以及与戎人的征战，是周戎关系重要的史料和新发现。“总体而言，姚河塬遗址的考古发掘，对于人们研究探索商周时期西北边陲的文化面貌和社会变迁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