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对宁夏地区第四纪地质的研究，一二百万年以前，银川平原是一个由断陷盆地形成的浩瀚大湖，封闭型的湖盆周边堆积了洪积相的沙砾石。直到黄河原始河道形成，断陷盆地变为外流盆地，才出现了以河湖相为主的沉积，黄河在盆地内来回摆动，泥沙不断淤积，湖沼面积缩小，逐渐形成冲积平原。晚更新世以来的堆积物分析结果表明，银川平原的沉降中心，包括平罗县城西侧的西大滩一带、银川老城及以北一带、永宁县城以南至灵武农场一带，一直是以湖沼相为主。洪积扇前缘的扇缘湖同样早已形成，且一直持续至今，但在地质历史时期，由于它们随洪积扇向平原中心进退而有位置和大小的变化。黄河自中更新世初形成以来，曾频繁改道，在很多地方都留下了牛轭湖的踪迹。

总之，第四纪晚更新世时，银川平原上的湖沼面积远比今天大，河湖岸畔则覆盖着茂密植被。平原以东的鄂尔多斯台地上当时也广布湖泊，这一点有灵武水洞沟旧石器文化遗址的湖相堆积地层可以证明。人类历史时期湖沼变化很大，但由于文献记载贫乏，我们无法确悉其全貌，这里只能根据有限的资料和土壤的分布情况进行初步推测。

最早记载黄河河套平原（包括银川平原在内）湖沼情况的，当推《史记》中主父偃所说的“地固泽咸卤，不生五谷”。这句话明确指出，该地存在大量湖沼和季节性积水洼地。干旱区湖泊的普遍规律，是在干燥气候下，湖水蒸发强烈，如果没有足够的水源补给，必然导致湖面缩小、湖水浓缩，由淡水湖演变为咸水湖，再变为盐湖，最终成为干盐池而消亡。银川平原的湖沼，凡是单纯依靠地下水和降水补给的，往往会经历这一过程而逐渐湮废。从对古土壤的分析来看，这类情况不少。可是由于银川平原上有一条水量充沛的黄河，每当洪泛或凌汛时节，两岸不少湖沼能得到河水补给，扇缘湖则有山洪补给，加之平原第四纪以来一直处于沉降之中，河水或山洪带来的泥沙对湖盆的抬高作用被部分抵消，史前时期，这里既存在大量淡水湖，又有很多咸水湖、盐湖。主父偃的话，反映了2200年前平原湖沼众多、土壤严重盐渍化的实际状况。

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银川平原（特别是其中部）湖群的存在，以及繁茂的林草和多种动物，曾为人类活动——狩猎、畜牧与渔业的繁荣提供了比较有利的条件。但洼地湖沼及其周围盐渍土壤又不便于垦殖，限制了灌溉农业的发展。平原上早期汉代墓葬、城址的分布表明，人们当时多在沿山地带和黄河沿岸从事生产活动，对湖沼地带的开发相对较晚。

汉武帝时期，银川平原得到大规模开发，在平原南部湖沼较少的上游地段首先兴修引黄灌溉渠道。这一带地面坡降大，土壤颗粒粗，地下水位深，地表和地下径流通畅，引、排水方便而少盐渍化之虞，是发展灌溉的黄金地段，银川平原由此出现了“沃野千里，谷稼殷积……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的繁荣景象。但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灌溉余水不可能全部复归黄河，平原的中北部洼地遂成汇集灌溉余水之所，因而某些地段湖沼面积有所扩大。另一方面，由于引灌的黄河水含有泥沙，因而又促使某些与渠沟相连通的湖沼逐渐淤浅。

及至唐代，汉代旧渠得到全面整修，并有新建扩建，有名者计有汉渠和七级、光禄、尚书、御史、薄骨律、胡渠、百家、特进等渠，唐徕渠灌区的大规模开发，以及怀远县城（今银川）由黄河河西阶地前缘向阶地中央唐徕渠畔的迁移，标志着灌区向地势低洼、湖沼密布、原有盐化土壤的平原中部发展，表明唐代生产力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正史记载，宋代银川平原盛产水稻。笔者认为，至迟在唐代，这里当已发展大面积水稻栽培。因为唐徕渠灌区的主要部位正是平原中部那一片重沼泽化地段，人们要利用改造它，就非采用开沟排水、种稻洗盐的办法不可（这种方法早在后汉以前已为黄河流域不少地区采用）。银川平原农民世代相传的“开沟种稻，碱地生效”之农谚，正是历代生产经验之总结。据说郭元振在河西屯田，尽水陆之利，稻收丰衍。唐玄宗时，他在灵州驻屯，自必注意推广种稻。大概自那时起，银川平原部分湖沼在人为干预下加速湮废而渐成水田，随着稻田扩大，引水量增加，灌溉余水又在其下游洼地汇聚成一些新的湖沼。

明清以后，平原灌溉面积大规模扩展，特别是清初康熙、雍正两朝，新建了大清、惠农、昌润等渠，灌溉面积由130余万亩跃增到200余万亩，而排水设施未得到相应建设，引、排不平衡的问题突出，造成大量的渠间洼地积水成湖。

银川平原引黄灌区，在古代无坝引水条件下逐渐形成了多首制渠系，各干渠与黄河平行排列，将灌区土地分割为南北长条，直接从干渠开斗渠、农渠口，灌溉时常易决口。由于渠道阻隔，除最东侧的惠农渠外，其他干渠均不能安全退水入河，在河水上涨或暴雨时渠水只能泄入湖沟，这就造成了历史上银川平原中下游地区沟道混乱、洼地积水、湖沼密布的局面。大致上，渠道两侧往往地势较高，是灌溉渠道决口等带来泥沙逐年淤积所致；两渠之间则为湖洼地带，由西向东有规律地重复出现。这种湖沼是随着灌区开发而出现的次生湖，自汉唐开始，至清初以后达到高峰，可称之为渠间洼地湖。

清代乾隆年间，仅宁夏府城（今银川）附近即有长湖、月湖等有名的较大湖泊48个，河东河西均有七十二连湖之说。“连湖渔歌”为当时“朔方八景”之一，据称，“唐渠东畔，多潴水为湖，俗以其相连属，曰连湖，亦曰莲湖。在邵刚、李俊两堡间者最大，周环数十里，不生葭菼，而水深多鱼，澄泓一碧，山光倒影，远树层匝，时有轻舟出没烟波中……”在封建社会水利不修的情况下，一遇暴雨山洪、黄河泛滥或渠道决口，往往“水潦横流，浸及陇亩”，湖沼和田地汇成汪洋一片。由1935年测绘的《宁夏全省渠流一览图》《唐徕渠流域图》等可见，几乎大多数支渠尾闾均为湖沼。河东汉渠“所有各支渠余水，无处排泄，是以悉汇归秦、汉渠间之较低地域，形成湖滩连接，一片汪洋。”有名的较大湖滩计有巴浪湖等20余个，大者周长10余公里，小者周长亦有一二公里。其后果是渠间地带普遍沼泽化、盐碱化，影响农业的稳产高产。所以银川平原中部尽管在唐代即已开发，但粮食平均亩产长期停留在几十公斤的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建成了比较完整的排水沟系，许多浅水湖泊与积水洼地疏干，湖泊面积减少，水深缩小。此外，季节性积水洼地的面积比过去减少更多，银川平原地理景观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平原湖沼在地质时期和人类历史时期内所经历的这种缩小—扩大—缩小的复杂过程，都受到地面沉降、泥沙淤积、黄河泛滥、气候干化等多种自然因素的影响。而自汉代引黄灌区开发以来，湖沼变迁却主要与不同阶段的开发活动紧密相连，各种自然因素则相对居于次要地位。

■ 汪一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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