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季，偶然路过大学门口，看到拉着行李箱的大学生，不由想起我的实习经历。

那年开春，教古汉语课的崔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家是农村的，找个学校实习吧，老师缺，好找工作。然后崔老师就介绍我去一所位于移民搬迁区的中学实习，因为那所学校提供住宿，还有食堂。我当时心里挺怵的，因为其他同学都是三三两两结伴在市区的大单位实习，只有我，要去一个从没去过、也没有熟人的地方。

当时大多数学生没有拉杆箱，流行用蓝白相间的塑料编织袋提行李。我独自拖着行李，坐上长途汽车就出发了。路途颠簸，又晕车，途中换乘又折腾了两次，车窗外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山野，灰扑扑的，空气干燥，山风呼啸，春天还没到。

到了站后，立刻围上了一圈三轮车司机，他们热情地招揽生意，然后高高兴兴帮乘客提着行李，发动三轮车就出发了。听说我要去那所高中，就没人愿意搭理我了，因为他们嫌远，跑一趟只有五元钱，地方偏远，回来又拉不到人，不划算。最后就剩下我一个，像一件被遗弃的行李，孤零零地杵在那里不知所措。

不过，走路是我擅长的。行李不太重，只有被褥和洗漱用品，以及两三本书。我不担心会拖不动行李，等实在拖不动了，可以缓一缓再走，赶着下午放学前到校就行。我只担心编织袋扛不住，它不适宜长时间远距离的行走。拖着行李走出车站，一辆灰蓝色的三轮开了过来，一只皴裂的手，张开五指，比划了一下，然后顺手接过了我的行李，放在了干干净净的车厢里。一路坑坑洼洼，到了，司机顺手把行李放到门房，没说话，接过钱就走了。门卫大爷笑呵呵地说，又是张老实的车，就他不嫌弃我们学校远，送人过来。我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到了学校，一切就都顺利了。正赶上课间，门卫大爷一嗓子就喊来了几个学生，推推搡搡，拎着行李，送我到教工宿舍，又打打闹闹地离开。指导我实习的是刘老师，五十岁出头，衣着朴实，头发花白，寡言少语，一见面就给我了一本旧教材，还有他的旧教案和一本新教案。旧教材和旧教案看上去显然有些年头了，非常厚实，包着牛皮纸，老师的字刚劲有力，工整美观，有种类似颜体的风骨。从笔墨痕迹来看，有补充有修改，还有红笔标注，有种时间打磨的厚重感。

先跟着老师听课，做笔记，然后参照老师的教案备课。备好了，拿过去给老师检查，修改，次日就由我给老师带的另一个班上课。每节课他都坐在下面听，详细地做笔记，下课后再给我建议。听老师的课感觉特别舒畅，他喜欢用诗词入课，也喜欢用诗词结课，声音浑厚，板书笔力遒劲，言语用情，和平时判若两人。至今还记得他讲《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课上那个干瘦、穿着蓝色中山装、皮肤黝黑的老师，就如梁任公一样“步履稳健，风神潇洒，顾盼左右，光芒四射”，有文采，有情感，有感染力。至于我自己在实习期里是如何上课的，现在已经没了印象。

实习期非常短暂。和老师一起带班出操、做操，一起在食堂吃饭，一起清理校园遗落的建筑垃圾，在校园种树。学生家里多是移民搬迁过来的，都住校，干活都是能手，不嫌脏也不嫌累，在火辣辣的太阳下不戴口罩，不戴帽子，也不涂防晒霜，吵吵闹闹、欢欢喜喜地抢着干活。老师也经常自掏腰包，请班里孩子吃零食，一般会让跑三轮的张老实到县城的批发部代买，价格合适。我也是周末不能回家，老师会让张老实记着买两袋干吃面给我。这在学校的零食界，已经是顶配了。

至今还记得，实习快结束的时候，老师问我，城里的“水吧”是干啥的？我告诉他，那是和朋友喝饮料、喝茶水、喝酒、聊天放松的地方。他疑惑地说，这就是去别人家做客，或者招待来家里的客人，想来城里人待客大多是在外面的。我也同意他的看法，大多数城里人的确是在外面招待客人。

离开的那天，门房大爷早早给我招呼来了张老实的三轮车。比起来时，我的行李多了一个小塑料编织袋，里面塞满了学生送的小玩意，有草编的各种小动物，还有杏干、红薯干、萝卜干，甚至还有几双鞋垫，绣着花鸟的、一帆风顺字样的，还有一双绣着红双喜的。想来是学生问自己的妈妈讨来的，颜色喜庆，绣工精细。

离开那所偏僻的中学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期间一直没回去过。那些孩子早已成家立业了，也许早忘了和一个实习生有过相遇；老师也早已安享晚年了，也会忘记自己带过的一个实习生吧。

而在某个瞬间，看到拉着行李箱的大学生，或者看到穿校服的学生，我就会想起，那时他们被山风吹红的脸蛋，天真烂漫，害羞腼腆，也会想起老师问我“水吧”时疑惑的样子，也会想起教我古汉语的崔老师。

有些地方，有些人，遇见了，也许就是一生的念想。

李瑞宏（宁夏银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