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文化中，文昌星所指为北斗七星附近的文昌六星，《史记·天官书》载：“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大体为古时文运之象征。而文昌星与文曲星虽然名称相似且寄托的期许也相仿，却非等同，文昌、文曲虽皆主文运，但文曲星为北斗魁星中的一颗，文昌星为组星，且文昌更侧重科举功名。

文昌阁则为中国传统建筑，依照古人筑城理念，通常习惯在城池东南方，甚至东南城墙上设置文昌阁，上应文昌星而期文运护佑。清代时的银川城也不例外，彼时银川文昌阁就曾建于城池东南。那为何银川的文昌阁会自东南挪移至城池西北呢？

据《朔方道志》记载：“文昌祠，在城外东南。清顺治间郡人捐建。乾隆三十三年，生员张映槐、任岱宗等募资重修。”“文昌阁，在城西北隅。清光绪十八年，知府谢威凤倡修”。

首先，《朔方道志》中存在文昌祠与文昌阁的叙述，文昌祠在城外东南部，文昌阁在城内西北隅，只是这两座建筑却非同时代并存。根据《乾隆宁夏府志》中宁夏府城图可知，乾隆时期宁夏城外东南，亦存在文昌阁。显然，清代晚期之前，银川城外东南的文昌祠内有文昌阁。但此文昌阁，并非清末银川城西北隅的文昌阁。《银川中山公园》志中，曾有解析：至清末，银川城东南的文昌阁破旧不堪，彼时文人颇为痛心，而后在银川城西北隅马营坍塌的马营楼台基上复建了文昌阁。

这幅珍贵的影像，拍摄于1926年。当时银川城西北隅尚称为马营，至1929年2月，彼时的宁夏省政府决定在马营辟建中山公园。然不久，马仲英攻占宁夏省城，后经吉鸿昌率部围剿方才收复。吉鸿昌代为主持宁夏政务之时，中山公园营建工程得以落实。1928年11月，马营经修整而定名中山公园，并对民众开放。所以，这幅1926年影像所呈现的，是银川中山公园前身马营之景象。影像中马营台地上的三层建筑，便是如今犹存的文昌阁。文昌阁为修筑在方形台基之上的歇山顶式三层楼阁，座西北面东南，宽三间、深一间，各层面东设三个卷式门窗，南、北墙中各开窗一扇。西侧墙外设木梯至各层，二、三层设有栅栏，供游人凭栏眺望。文昌阁建成之后，为银川城西北隅最高建筑，昔日文人雅士暑天多聚会于此，观湖光山色、论千秋佳话。

然而，马营修筑文昌阁的具体时间，却存在不同说法：一是《朔方道志》所载为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二是《中山公园志》中引用口述资料，约民国十年（1921年）在马营倒塌的马营楼台基上移建文昌阁。然而，更为扑朔迷离的则是，还存在第三个修建时间。

1984年翻建中山公园文昌阁，在顶梁上发现营建之时留下的《建阁记》:“经理绅士朔邑武痒生王国宝，夏邑武痒生夏生逴，夏邑武痒生王天成，朔邑武痒生王国祯，经理绅士侯锰、侯铨，儒学训导岁贡生柴棲凤，直地洲洲判乙酉援贡生张昉，五品御分省补用知县许学礼，增贡生王德名，六品军省张崇仁，分巡甘肃宁夏等处地方挂印总兵官王铖安，修盖匠工，泥工屈鹏义，堆工方朔，无理工匠柴铠，刘铭龄等立，大清光绪丁酉年七月十六日申时（1897年8月13日 15:00~17:00）建立”。

鉴于存在三个文昌阁营建时间的记载，且无论地方志书抑或建阁铭记，理论上皆具可信度。那么，只能依此推测：光绪十八年（1892年）知府谢威凤只是“倡”修，至光绪丁酉年（1897年）方才建成，当属合理范畴。而《中山公园志》中口述为民国十年（1921年）移建文昌阁，或许应理解为修缮，毕竟已建成二十余年。

民国时期，文昌阁的功能亦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悄然转变，由对文运之期许而成为典藏文献、获取知识的吕母图书馆（亦称吕母楼）及益智馆。继而，在“实业救国”思潮之鼓舞下，各地皆建立国货陈列馆，旨在借此唤醒民众国货意识，并通过展示本土工业产品推动民族经济发展。此时，银川虽地处偏远但亦不例外。于是，文昌阁又被改制为国货陈列馆。左图为本文作者所珍藏的这一时期文昌阁历史影像，照片中建筑为文昌阁附属建筑，除“国货陈列馆”匾额之外，还有清晰可见的四字标语“不重异物”，则必然还有“只重国货”相对应，亦为当年所倡导之口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数度对文昌阁进行修葺，改土木结构为砖木结构，换筒状灰瓦为黄色琉璃瓦，还加建了宝鼎和脊兽，使得历经百年风雨的文昌阁在新时代焕发出厚重而肃穆的新姿。

郑文著/文 图片由郑文著独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