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平原湖沼面积，在清代和民国时期达到历史最大值，其中，人为造成的渠间洼地湖占很大比重。这类湖沼普遍不深，但在不同季节的面积变化较大。它们原本或是农田，或是良好的草场，成湖后经济增值不高（或根本没有增值），却常给周围农田带来土壤次生盐渍化的严重后果。渠间湖沼的出现主要是灌区不合理开发的结果，是水利变成水害的典型例子。

在封建社会，人们无法限制平原水体过多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但创造了一些利用湖沼资源的有效办法。人们于部分高地种麦豆，部分洼地开沟种稻，对这些耕地加强灌溉洗盐，然后将盐水排入低洼处的荒地，由此形成了与农田交错分布的盐碱荒滩，形成了好地种庄稼、盐碱滩放牧、湖沼捕鱼割苇，这样一种独特的传统经营方式。

史载，明代中叶银川平原盛产菱、藕、荸荠、茭白、蒲笋、苇芽等水生蔬菜，并有天鹅、大雁、野鸭、鸳鸯、鸬鹚、鸥、鹭等水禽。当时的田赋制度规定，每年秋季，屯田军丁须于官湖（指所有权属于官府的湖泊）采运秋青草作为军马草料，其征赋数量竟为农田谷草的8倍。清末民初，以湖中芦苇、蒲草为原料加工的芦席、蒲纸是宁夏著名的外销商品。

城市附近的湖泊，还常被开发为风景游览区。明代宁夏府城四周均为湖泊包围。在当地王公贵族的主持经营下，城东金波湖“垂柳沿岸，青阴蔽日，中有荷菱，画舫荡漾，为北方盛观”；城南南塘“地势低卑，每夏秋之交，加以流潦潋漶，与路旁明水湖混为巨汇”，后经垫路整修，“植柳千株，缭以短墙，注以河流”，于是形成了“杨柳夹堤，周道如砥，湖水浩浩然也”的壮阔景观，“菰蒲萍藻，鸥鹭凫鱼，杂然于中。泛以楼船，人目之如西湖，居民喜为乐土”，成为当时银川城郊的著名风景区。

新中国成立后改一些水体为农田，是当时的人们有意识地改善环境的尝试，多数（主要是渠间洼地湖类型）发挥了巨大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这是因为，排水沟系统完善畅通后，许多渠间洼地湖自然疏干而恢复成田，灌溉余水有了出路，避免了严重水害。同时，土地盐碱化程度也大大减轻，不仅原有的农田产量猛增，而且在湖沼基础上建起来的大型国营农场，如灵武农场、青铜峡连湖农场、吴忠巴浪湖农场、银川西湖农场等，也都成功地发展起了稻旱轮作生产，增加耕地50万亩，粮食亩产达500公斤以上，为西北地区提供了大量商品粮。这些农场也是全国农垦系统中最早实现盈利的先进典型。

在西北干旱地区，水是最宝贵的资源。从水量平衡的角度分析，渠间洼地湖面积大而水深小，水分自然蒸发量极其可观。湖沼水分下渗部分也并未起到调蓄地下水的作用，反而使地下水位抬高至临界深度以上，咸化了一些地下水和土壤。将它们改为农田，大多为稻田，其全年水分损耗可大大减少，而生长季保持大气湿度、减轻干热风之类的生态效应却差异甚微。由此可见，在银川平原绿洲生态系统中，渠间洼地湖害多益少，疏干还田利大弊小。

然而，其他类型湖沼，如构造湖、扇缘湖和部分牛轭湖的情况则有所不同。首先，它们深度较大、蓄水多，一般水深1米到3米，有的深达5米，要排干改田比较困难。其次，它们成湖历史悠久，一般都处于地面沉降较多的地段，沉降的幅度往往抵消了泥沙淤积的幅度，从而有利于湖盆的保存。同时，其底质多为沼泽土、泥炭土、沼泽盐土或白僵土，水域饵料丰富，通过渠沟与黄河相通，灌排水易控制，常成为黄河中多种鱼类洄游、产卵、育肥、越冬的好场所。

历史上，银川平原是著名的“塞上江南”鱼米之乡，鲤鱼、鸽子鱼等美味脍炙人口，“村居多以渔为业”等诗句也反映了渔业的悠久历史与在当地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这些深度较大的湖沼所处地理位置也与渠间洼地湖不同，常成为滞蓄山洪、河洪的调蓄水库。可见其生态效应（防止水灾和调节气候）、环境美学效应（自然景观的多样化与美化）和经济效益都是明显的，而对农田次生盐渍化的不良影响则相对较小。

汪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