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银川市中山公园的文昌阁南侧，矗立着一座石碑，刻着岳飞《送紫岩张先生北伐》一诗，故其亦被称为“岳飞北伐诗碑”。诗文气贯长虹、声震河岳，而笔势飞舞如蛟龙行空。此碑备受银川人民珍爱，亦令四方游客纷至沓来，共仰忠武遗风，感受中华民族血脉相传的浩然之气。

那么，“岳飞北伐诗碑”究竟是在何时立于银川的呢？

明代，宁夏为九边重镇之一，扼守边陲。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总兵萧如薰择城东北隅建武穆王庙，意在以尽忠报国之精神，铸就戍边将士保卫河山之决心。所以，将岳飞诗文勒石刻碑，正当其时而用意深长。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宁夏观察使徐锡祺偶闻“城北隅王庙中亦有碑，惜已倾圮”，遂前往寻访。见石碑已损于战乱，于是寻找工匠进行修缮。鉴于石碑嵌于大殿墙壁之上，故于碑文左下方空白处题写碑记。

到了民国时期，据1927年刊印的《朔方道志》所载：“岳忠武碑，在郡城忠武庙，乃忠武自书送张紫岩北伐诗……碑高六尺余，宽三尺余，共五行（当为六行，作者注）。每字大约四五寸。首行‘送紫岩张先生北伐’，二、三、四行题诗，末行‘绍兴五年秋日岳飞□（当为拜，作者注）’。清乾隆五年（当为乾隆三年，作者注）地震，碑失，后住持梦神人示以处，掘得之。碑断，合之不遗一字。笔力雄健，与所书出师表同。刊建始末无从查考。郡人仍移置忠武庙，建亭护之。朔县儒学张思孝跋语于后以记其事。”

岳飞提到的张紫岩，即宋代名臣张浚。由这段文字再结合徐锡祺题记可知，“岳飞北伐诗碑”历经岁月的变迁与地震，数次修葺亦数度佚失。至民国初年，碑石重现，于是再次立于忠武庙，并修建碑亭进行保护。此次“岳飞北伐诗碑”立于亭中，所以复立之后能在碑体后方题记。此时的忠武庙，仍在银川城东北角。不久之后，银川城东北隅改为东校场，并于关岳庙旧址修建兵营。

至1932年冬，驻军清整营房时发现此碑，当局遂于1933年春，将“岳飞北伐诗碑”移立于当时的省政府大门外。

《西北揽胜》中此图标注道：“宁夏的岳忠武碑，碑乃宋绍兴五年（1135年）忠武自书送张紫岩北伐诗，原存忠武庙内。民国时期移至省政府大门前，筑亭护之。”

当年，与“岳飞北伐诗碑”一同立于彼时宁夏省府大门外两侧的，还有一块“宁夏河渠图碑”。

这也是《西北揽胜》所刊影像，呈现的就是“宁夏河渠图碑”，并标注道：“宁夏据河套之西，别称套西，向以水利负盛名。此为夏、朔、平罗、金积、灵武五属渠道总图，立于民国时期的宁夏省政府大门前。”

“岳飞北伐诗碑”与“宁夏河渠图碑”一同立于彼时宁夏省府外两侧，但具体位置曾扑朔迷离。

首先，据1933年出版的《良友》杂志刊登的宁夏省府大门景象可见，这两座石碑分别立于省府南门外东西两侧。但民国时期在省府大院工作的笔者舅爷，却万分肯定两座石碑必然在省府院内，且在年近百岁之时手绘了彼时石碑的方位图。他记忆如此清晰，却与照片无法对应，如果他没有记错，只能是1936年新修省府大院之后，石碑被移到了院内，然而舅爷却说，无需移动石碑，如果新修的省府大院规模扩大，昔日大门外的石碑自然就到了院中。结合老人家的分析，再查史料，事实的确如此，1936年新修宁夏省府之际，南侧墙界曾向南拓展。

其次，还存在一个问题，“岳飞北伐诗碑”与“宁夏河渠图碑”分立于东、西两侧，但究竟哪座石碑在东、哪座石碑在西呢？

这个问题坊间众说纷纭，却未见史料明确记载。答案，却可以通过《西北揽胜》中这两幅照片的光影关系进行推断。

假如“岳飞北伐诗碑”立于西侧（面向东），那么拍摄“岳飞北伐诗碑”的影像时，光线必然接近正北方向射入，无论冬夏，盖无可能。但，倘若此碑立于东侧（面向西），则下午两三点之时的光影角度，完美吻合。由此推断，则“宁夏河渠图碑”必然立于西侧，亦符合11时左右的日照角度所产生的阴影效果。

“宁夏河渠图碑”今已不见踪迹。“岳飞北伐诗碑”虽曾损毁，但根据拓片再度重建，并于1993年复立于银川市中山公园，即为如今所见。

岳飞毕生未至贺兰山，却有《满江红》之咏传世，以及在银川历代传承的“岳飞北伐诗碑”。只因贺兰山是古来征战之地，早已成为平定战乱、经略西北的象征，《满江红》也是借澎湃历史以抒鸿鹄之志。从《满江红》中慷慨激昂的志向，到《送紫岩张先生北伐》中气壮山河的信念，都是中华民族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在昔日边陲的悠远回响。今撰本文，意在解开昔日“岳飞北伐诗碑”及“宁夏河渠图碑”所处位置之迷雾，更在于这片土地世代相承、浩然长存的华夏精神。

郑文著/文 图片由郑文著独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