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作卷 时代为墨

抒写美丽新宁夏

——评《中国宁夏:山水间的家》

版次:08 作者:秦锦丽(甘肃兰州)

《中国宁夏:山水间的家》深入发掘宁夏这片神奇土地上黄河文化所蕴含的时代价值,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代浪潮中致力于讲好黄河故事。作者游历宁夏全境,从人文地理的独特视角入手,让历史的记忆与现实的变迁进一步融合,使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为代表的诗意宁夏,焕发出更加美丽、更具时代感且此前未被充分涉及的新意象与新状态。这是一部体现了自强不息、顽强拼搏、不屈不挠精神追求的著作,是弘扬时代精神、赓续历史文脉,全方位、多维度解读宁夏的百科全书式作品。

千年以前,王维在萧关道上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定格了彼时宁夏苍凉雄浑的边塞意象。今天,作家路生沿着同一条道路行走,却看见了另一番风景:黄河水被扬上旱塬,荒漠里长出葡萄园,一百多万移民从“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搬进新家园。《中国宁夏:山水间的家》是一部用脚板丈量出来的文化地理史诗——它穿越三万年水洞沟、两千年秦长城、一千年西夏陵,更深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现场,在历史的纵深处打捞出时代的体温。这不是书斋里的纸上山河,而是一个行走者写给土地的情书,是宁夏从“边塞”走向“腹心”、从“苦瘠”走向“美丽”的生动证词。

从唐诗的高度出发

公元737年,王维奉使凉州,在萧关古道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千年之后的宁夏大地上,时间的河流已然改道。当年的萧关,是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的分界线,是“征蓬出汉塞”的离愁别绪之所系;今天的萧关,是丝绸之路的节点,是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路生在书中写道:“萧关是一个点,萧关道是一条道,也是一个带,一个广阔而辽远的地带。”从点到线再到面,正是宁夏从边塞到腹心的地理命运之变。

这部书最令人动容的地方,在于它完成了一次双重的“重新发现”:重新发现宁夏在中国历史中的坐标,重新发现宁夏在中国未来中的可能。这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游记或方志,而是一部以脚板丈量出来的文化地理史诗,一部以心灵感知的时代变迁实录。

作者路生的履历耐人寻味:军人出身,资深媒体人,文化人类学研究者。这三种身份在他身上交织,使他的文字既有军人的硬朗与担当,又有记者的敏锐与现场感,更有学者的沉潜与思辨。他曾说:“优秀的文字作品不但要发现过去、认知现在,还要能够预测未来。”这部书正是这一理念的践行——它不仅回望历史,凝视当下,更眺望远方。

旱海与江南:宁夏的双重地理

宁夏是一块被“折叠”的土地。平原面积只占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剩下的四分之三,是被称为“旱海”“旱塬”的山地与高原。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地理叙事:一边是“塞上江南”的富庶与丰饶,一边是“苦瘠甲天下”的贫瘠与艰难。

路生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核心矛盾。他不是在书斋里空谈理论,而是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从吴忠青铜峡到同心,从中卫海原到固原西吉,从六盘山到贺兰山。他走过萧关古道、须弥山石窟、战国秦长城,也走进张家树村、喊叫水乡——那些地名本身就在呼喊对水的渴望。

“青铜峡里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宋代文学家张舜民的诗句写尽了旱海的残酷。如今,路生站在同一片土地上,看见的是陕甘宁盐环定扬黄工程将黄河水扬上高原、“水往高处流”的奇迹。他用一个章节的篇幅讲述这个“亚洲最大的人畜饮水工程”,不厌其详地记录下当时的数据:三省区28.77万人受益,19.27万亩农田得到滋润。这不是枯燥的数字,而是生命的重量。

“旱海里的游历和发现”这一部分,是全书最具张力的篇章。作者以近乎田野调查的细致,记录了西海固地区从“没水”到“有水”的巨变。他写张家树村女孩马燕的日记,写那个“妈妈,如果我上不了学,我一辈子的眼泪都流不完”的句子如何感动了法国记者,又如何改变了马燕的命运。他写白菊花——马燕的母亲,写她如何在饥荒年代用盐水为孩子的伤口消毒,如何在绝望中仍然坚信“苦死也要让马燕上学”。这些文字没有刻意煽情,却还是让人泪目。

路生写道:“贫穷就是这样的,当你敞开心扉,让人们看见它曾经像针一样扎入你的内心,你才可能摆脱它。”这是一种对“脱贫攻坚”朴素而深刻的注解。

五重文化,一个宁夏

本书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将宁夏的文化谱系梳理为五条脉络:黄河文化、长城文化、红色文化、丝路文化、新时代移民文化。这不是生硬的分类,而是有机的交织。

黄河文化是全书的底色。路生写黄河,不是写它的磅礴气势,而是写它如何被“驯服”、如何被“分配”。青铜峡水利枢纽将黄河水一分为二,一部分滋养银川平原,一部分被扬上旱塬。他写长山头渡槽“宛如一条巨龙横卧在高地与对面的山之间”,写固海扬水工程职工老任在偏僻的渡槽边一守就是多年……这些文字让黄河从神话回到人间,从图腾变成血脉。

长城文化在书中呈现出别样的温度。路生没有停留在“防御工事”的陈旧叙事中,而是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观点:“长城其实是渴望和平的表达。”他写道:“修长城不是要打仗,而是要消灭战争,追求和平。”这是对长城文化内涵的重新定义。宁夏境内从战国到明代的1500公里长城,在作者笔下不再是冰冷的军事遗迹,而是“和平的博物馆”。他写秦宣太后越过长城与义渠王相爱相杀的故事,写“万人筑垒的长城,应该说,伴随着它们的应该还有芈月的芈姓”,将铁血历史写出了人性的温度。

本书最具理论深度的地方,在于将宁夏的实践置于“胡焕庸线”的宏大命题中审视。

“胡焕庸线”是中国人口密度的分界线,这条线与我国夏季风过渡区重合,被视为“不可突破”的地理宿命。然而路生认为,宁夏黄河灌区的历史事实表明,“在被认为干旱贫瘠的北方地区,在被沙漠包围的地区,也可以创造出环境、土地、人口较好协调发展的区域”。

宁夏的移民实践,正是对“胡焕庸线”的突破。上百万人搬出旱塬,为生态恢复腾出空间;扬黄提灌让更多土地变成塞北江南;闽宁协作开创了东西部协作的“闽宁模式”。路生写道:“变多、变大了的‘塞上江南’在时代光辉里,以秀美的身姿汇入了唐代边塞诗的风情,使‘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有了更加美丽的、在时间上比较靠后的、还未被涉及过的新意象和新状态。”

这是对“美丽新宁夏”最具诗意的定义。

写给土地的情书

《中国宁夏:山水间的家》的文字有独特的质感。书中写黄河,“水在人间是最矮的,最矮成了最淳朴的生命之源和人间烟火”;写长城,“平庸的人会告诉你,那是分界线;奋斗的人会告诉你,那是精神”;写震柳,“被地震撕扭成两半的树一直顽强地活着……像是被掏空了心脏的人却举起了自己的内心”。

这种语言干净、有力,不拖泥带水,也不故作高深。它有一种“青铜”的质感——正如青铜峡的名字那样,掷地有声,还有清脆的回音。

读完这部书,我们终于可以回答那个问题:宁夏在中国历史与未来中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它是地理的“枢纽”——连接中原与西北、农耕与游牧、中原文明与西域文明;

它是文化的“熔炉”——黄河文化、长城文化、红色文化、丝路文化、新时代移民文化在这里交汇共生;

它是生态的“屏障”——贺兰山阻挡沙漠东侵,六盘山涵养水源,黄河滋润平原;

它是奋斗的“样本”——从“苦瘠甲天下”到“塞上江南”,宁夏的巨变是中国脱贫攻坚的缩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路生在书中引用了大量数据:1949年宁夏经济总量只有1亿多元,2018年达到3705亿元,增长了3278倍;森林覆盖率从1.5%提高到14.6%;123万移民搬出大山……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几代人的汗水与青春。

“什么是宁夏?”路生在书末发问。他的回答是:宁夏是“在祖国腹地璀璨成花,在风华时代中盛开的花”。这朵花根植于黄河之滨,绽放于贺兰山下,芬芳于六盘山上。它不是温室里的花朵,而是从旱海的裂缝中、从长城的废墟旁、从移民的汗水中生长出来的,带着泥土的质朴与青铜的坚韧。

《中国宁夏:山水间的家》是一部“百科全书”,更是一封情书——一个行走者写给宁夏的情书,一个记录者写给时代的情书,一个热爱者写给土地的情书。

秦锦丽(甘肃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