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上，来自国内及世界各地的考古研究领域的专家与学者，总结过往，展望将来，各抒己见，做了内容精彩而丰富的学术发言。

高星：为争论找到答案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在水洞沟遗址，许多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争论。这些问题或争议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因为以前的发掘研究都是在第一地点进行的，且发掘面积都很小，包括出土的石制品的相关分析都是浅尝辄止的。

2002年至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水洞沟遗址持续开展了新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并获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近年来的调查表明，水洞沟遗址是一个大型的遗址群，至少包括12个地点，这12个地点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是一个文化的时代，一个文化系列？还是有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地点留下了他们的文化遗存？这都是新的研究课题。

长期以来，大家对第一地点的地层的层序、时代，存在着非常多的争议。在新的时期，利用新的技术和发掘方法，很多争论就有了答案。在其中一处20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内，地形变化非常复杂，比如新的地层叠压在老的地层之下，有严重的不整合，而且有一个倾斜。这就是一个古湖在形成时期，经过河流接力，切割侵蚀了原来的老地层，所以造成了以前的很多困扰。

张佩琪：水洞沟人群的技术转型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研究生）

水洞沟有非常丰富的序列，包括小石片技术、石叶技术等等。通过研究，可以看到这个技术是“一夜之间突然出现”的，应该是在41000年之前突然出现的，所以这种石片和石叶技术应该是从其他的地方带来的，而不是当地生活在这里的人自己发明的。我们也观察到一些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新的石片、石叶技术一瞬间突然出现，之后又倒回到了之前的技术水平。

我们作了三种假设。第一种就是因为人口的减少，所以文化受到了影响。人口的减少会导致更复杂的一些技术的流失，但在水洞沟并没有任何的记录能够证明在这里出现了突然的人口变化，或者是突发的灾难变化。第二种可能的解释是对于各种不同的环境压力的适应。气候变化确实可以引起不同地理位置的特征变化，而这些地理位置特征的变化最终就会导致这种技术的转移。第三种解释可能就是人口的迁移。两个区域之间有迁移的痕迹，而这些人口的迁移可能就会导致技术的引进和引入。而这些假设还需要数据支撑，比如对当时当地的气候建模，验证假设。

EvgenyRybin：石器技术分布与古人类迁徙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从年代史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亚欧大陆上它的IUP（旧石器时期晚期初段）分布的情况，从中欧一直到蒙古，然后一直贯穿到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然后一直到中国的北部地区，这都是上古时代的一个时期，在这个地区发现了很多IUP时期的遗迹，可以看到这一段时间代表文化身份的技术特征，可以看到这里居住的人群情况。通常情况下，一个地方，一个居住地离另外一个居住地是非常非常远的，可能至少有5000多公里的距离。

从开始研究水洞沟遗址起，我们研究了最近的IUP遗址，对比了上古时期整个亚欧大陆上的石器制作技术，可以看到水洞沟第一遗址的石器技术，已经被广泛地认为是离上古时期南西伯利亚和中东亚地区实际结构最接近的。

在IUP时期，这些石器技术其实是分布在不同的地区，通过这些石器技术的分布和我们的挖掘调查，能够推断人类在过去迁徙的痕迹。我们推测，在水洞沟遗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石器的类型以及技术，可能是沿着偏北部的路线扩散而来的。

LiLi：标本产状特点与古地面变化

（葡萄牙阿尔加维大学研究员）

以水洞沟第二地点为例，可以看到我们所发掘的遗迹或者是动物的遗骸方位，其实是显示了过去的沉积和岩石学的一个效应，有助于我们去了解沉积物的形成过程。这些沉积过程会以特定的方式移位，而且方位并非是随机的，所以可以提供给我们重建过去的一个方式。在考古学的研究过程中，可以使人们能够更好地去理解沉积的原因以及它的影响。

在旧石器时代的研究当中，很多的研究人员其实早就已经认识到了，在物品被丢弃的地表，有各种的机制可以去改变物品的排列。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水流，河流的这个机制可以改变它的方位，可能由于风力引起的这些沉积物的塌陷等等，这对于我们对方位的研究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通过对水洞沟二号发掘点进一步的研究可以看到，水洞沟二号点是在鄂尔多斯沙漠西南边缘，我们通过对各个区域新的挖掘，暴露出了一段与湖泊和沼泽环境相关的有十米厚的一个地层序列，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地层上进行了研究，可以看到在左边和底边的地层种类是不一样的，分出了不同的层。之后再做计算机建模分析，从结论图表上可以看到，石器和骨头的遗迹分布，可能是受到水流冲刷的影响，分散在不同的地表当中。

记者 刘旭卓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