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陈思和教授讲，复旦大学著名教授、也是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原馆长贾植芳先生去世后，贾先生的家属把六千多种藏书连同先生的书房用具，都捐赠给了甘肃的河西学院。对于贾植芳先生而言，他的藏品有了得宜的去处，可以继续发挥图书传播知识的功能。而这批藏品对于河西学院来说，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一言以蔽之，确乎是两全其美的好事。

这倒让我想起自己早年经历的一件“糗事”。说来那已是二十多年前了。那时，我刚上班不久，兜里终于有了自己挣来的钱。虽说没车没房，但好像也并不急着去想那些，而是一休班就在大大小小的书店里头乱转。有一次，见到一批不错的儿童读物，偏偏书店主理人又给了个很好的折扣。所以，我便决定买下来捐给自己的小学母校。接待我的，除了恩师李银霞老师，还有一位校领导。后者可能久居校园，单纯得紧，竟是把我当个“大佬”似的，引我进了一个空旷的大房间，建议我多捐一点，“最好把这间屋子给填满”，还说学校尽量争取用我的名字来命名图书室。我当时好尴尬，亏得李老师在旁周旋，替我解释说我才刚到铁路上班，手上没多少钱。这批书和文具，都是我用平日里省下来的零花钱买的云云。事情才就此作罢。

话说，我对我的小学母校真是很感念的。在我读到四年级的时候，学校终于有了一所图书室。虽然藏书少得可怜，但还是让我如饥似渴地读了两年。初中阶段的课外阅读就更其惨淡，除了二哥为我订阅的一两份报刊，我就只能腆着脸求助于那些家境较好且爱买书的同学了。

阅读环境的彻底改善，始自我考进了北京的一所中专，并且进入校图书馆，做起了学生图书管理员。谢天谢地，那真是“老鼠掉进米缸里”的四年。不夸大地讲，倘若没有那四年，也便没有我的今天（虽然今天仍是一事无成）。

读研究生时，借阅图书就更加便利，从我寝室到图书馆，步行只需两三分钟。馆里的桌子椅子都蛮好，只可惜那时我早已养成了躺着看书的臭毛病。所以，每次都是抱着一摞回屋卧读。

再入社会，做了公务员。虽则公文包里常备着书，但实在难得有空去读。有一次，一位领导问我“今后想到什么岗位上去”。我说，我想去图书馆。他甚是不解，说：“你各方面条件都这么好，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难为情地回以一笑，再未作答。

后来，我又通过考试进到了一所学校，吃起了粉笔灰。遗憾的是，这所学校别说图书馆了，哪怕连个几平方米的图书室都没有的。我于是不断买书的同时，只能一趟趟往外边的图书馆跑了。

再后来，学校想要好好打造提升一下，这下总不能再没个图书馆了吧？我于是奉命与另外三位老师一同去外地的大城市选书。师生自此在校内才有了图书馆可进。

陈思和教授说：“在当下，读书状态最不好的，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中年人因为平时工作太忙了，生活压力也大，有时候就会把读书这件事荒废掉。” ——这话讲得浅白而实在。我现今的读书状态就远不及当年读研的时候了。好在生性懒散，又没有什么大的志向，有吃有喝有书看就行，所以，读书大体没有什么目的性和功利性，基本上是想看啥看啥，看到哪儿算哪儿，自己傻嗨就得了。

身边的图书馆新书上架既少且慢。遇到实在想读的好书，我就只好自掏腰包买了来读。但鉴于藏书本身确实已然是个“甜蜜的负担”，这几年我在购书上便越发克制了些。因此之故，俺和图书馆的故事，还不得不“未完待续”了。

□张兴祥（宁夏银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