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十年的时间里，文艺评论家郎伟以其深厚的学术底蕴和敏锐的洞察力，成为宁夏文学发展历程中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从“两张一戈”到“宁夏三棵树”，再到新一代青年作家的崛起，郎伟以其独到的文学评论，与宁夏文学的发展一路同行。

A 跟踪式研究

Q：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宁夏文学走过了40多年的蓬勃发展之路。您作为宁夏文学这段历程的见证者，认为这一历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郎伟：宁夏文学在改革开放之前，虽然有作家，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力有限。直到我上大学后，宿舍同学说：“你们宁夏出了个张贤亮，他的小说挺好的。”我赶紧去北大的图书馆查询。那时宁夏文学已经迎来新时期。

具体来讲，1978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约10年时间，是第一个阶段。期间“两张一戈”（张贤亮、张武、戈悟觉）的作品，在全国很有知名度。因为“两张一戈”的存在，为其后的第二个阶段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即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标志是“宁夏三棵树”（陈继明、石舒清、金瓯）和“新三棵树”（漠月、季栋梁、张学东）的出现。第三个阶段是从党的十八大召开至今，宁夏文学又涌现出一批青年作家，包括马金莲、阿舍、赵华、马俊、马占祥等。

Q：您对宁夏文学的关注和研究，到现在已持续了40年。您个人的研究进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这一进程与宁夏文学的发展是如何交织的呢？

郎伟：我个人的研究也是伴随宁夏文学的发展不断深入的。“两张一戈”时期，我还没有进入宁夏文学研究的一线。那时候还年轻，读的书还不够，发表的文章也不多。我在北大读完研究生后，才正式进入宁夏文学研究的一线。

我统计过，从1994年到现在，我出了五六本文学评论集，其中80%的篇目都是关于宁夏文学研究的。我对宁夏作家的创作是跟踪式研究，因此，我的研究阶段也和宁夏文学的发展进程吻合。

B 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浓厚兴趣

Q：在这么多年的文艺评论研究中，您重点关注的作家有哪些？

郎伟：研究宁夏作家不能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当中，还要涉及到他们和全国的同龄作家，甚至“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最好的小说。所以，我的研究不限于成名的作家，也包括很多当时未成名的作家。

比如火会亮，他是非常优秀的小说家。1996年，他在朔方发表了一篇小说《名声》。我看了之后觉得不错，就在当年宁夏小说年度评述中提到了这篇小说，而且用了比较多的篇幅。那时候我还不认识火会亮，而他看到之后大受激发。还有对于石舒清、李进祥的作品第一篇非常全面的评论，都是我写的。1998年，石舒清写出《清水里的刀子》后，我花了一个月时间，读了他抱来的一摞子小说，写了8000字的长篇论文，发表在《民族文学》上。这篇论文也为我带来了声誉。

Q：您的研究工作需要阅读大量作品，并且涵盖的类型丰富，如果抛开工作需要，您个人会偏爱哪种作品？

郎伟：其实，我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浓厚的兴趣，本科论文研究的就是《水浒传》中武松的形象。如果我看了很长时间现、当代文学作品，疲劳的时候，就会去看看唐诗宋词，或者古代文学作品，这是我的第一偏爱。第二偏爱的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最优秀作家的作品，比如鲁迅的作品，是我经常看的。另外，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孙犁创作的散文。

C 宁夏文学的创作特色

Q：在进行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您最看重作家什么样的品质？

郎伟：首先我得感谢北大中文系，让我从国内最优秀的老师那里，继承了学术传统。基于这种传统，我在实践中，也形成了一些追求。我认为，好的作家，好的作品，首先要有敏锐的思想；第二，在创作过程中，是否扎根于民族，扎根于生活。这里需要解释的是，那些科幻、武侠作品，看似脱离现实，但其中的佳作，一定是基于人类现实生存状况而创作的；第三，我特别看重作家的语言素质。我认为，现代汉语语言应该做到“清”“通”“雅”“洁”四个字，这方面大师级人物就是鲁迅，还有老舍。

Q：在您看来，宁夏文学走到今天，有着怎样的一种发展趋势和特点。

郎伟：宁夏文学整体的发展趋势是比较平稳的，从张贤亮先生开始，到后面几代作家，形成了宁夏文学的一些创作特色。我将宁夏文学的创作特色概括为四点：一是坚守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艺术品格；二是热爱家园，痴恋乡土的创作情怀；三是深厚而充沛的人文性；四是艺术视野上的开阔胸襟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上都是宁夏文学的高贵品质，这40多年以来，宁夏作家一直传承着这样的历史传统。

时至今日，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者阿舍和马骏，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新气象。比如阿舍的长篇小说《阿娜河畔》写的是发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故事，扩大了宁夏文学的题材。马骏的散文集《青白石阶》涉及到残障人士的生活领域，从题材和主题来说，也是新的开拓。

记者 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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