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讲述人物故事，记录时光历程……以口述的方式，亲历、亲见、亲闻的原则，留下一段段珍贵的宁夏记忆与历史，接续一份份感人的精神与情怀。
人物简介
李乐
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音乐家协会会员。祖籍山东高密，1949年出生于陕西西安，1958年随支宁的父亲来到宁夏。曾任原宁夏文化厅艺术处处长，原宁夏文化厅创作办公室主任，原宁夏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厂长。
从知青编剧到电影厂厂长，从尝试创作到屡获各大影视奖项，李乐用光阴将生活淬炼成艺术。他始终相信，只有将双脚扎进泥土，双手才能触摸星空。他的故事，是一代文艺工作者对创作与梦想的深情注脚。那些大地上的故事与歌声，那些普通人的泪与笑，在艺术的长河中恒久流淌。
01
艺术的力量源于对生活的提炼
1965年，我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到宁夏前进农场插队落户，一待就是十年，这段经历不仅让我扎根基层，也意外将我推向了艺术创作的道路。
在农场期间，我被农业十三师的业余宣传队选中担任编剧。当时正值特殊的历史时期，宁夏的歌舞团陷入瘫痪状态，基层宣传队承担起了服务群众的重任。我们每天穿梭于工厂、农村，足迹遍布宁夏的山川大地。白天劳动，夜晚排练，尽管条件艰苦，但演出反响热烈。我们的节目不仅在本地广受欢迎，还代表原兰州军区参加汇演并取得佳绩。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艺术不仅是舞台上的表演，更是连接群众心灵的桥梁。
我自幼喜爱文学，在银川师范求学期间阅读了大量书籍，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功底。下乡后，我尝试将身边的故事转化为艺术。当时，天津知青组成的十四连因抗洪抢险事迹感动众人——他们驻守的排水站险些被洪水冲毁，战士们奋不顾身守护堤坝。我以此为原型，创作了诗词表演《战洪水》，作品以激昂的朗诵和生动的肢体语言再现了抗洪场景，演出时全场沸腾，许多观众热泪盈眶。这一作品不仅鼓舞了大家的士气，更让我意识到，艺术的力量源于对生活的提炼。
02
对人性与生活细腻刻画
《战洪水》的成功引起了农五师师部的关注。当时师部有两位来自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老师，他们看过节目后，认为我在创作上颇具潜力，便将我调入师部宣传队专职担任编剧。这一调动成为我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
在师部宣传队，我的任务是“用艺术服务生产”。每次下连队演出前，我需要提前一小时抵达现场，采访当地的先进工作者和好人好事，并将他们的故事迅速改编成三句半、对口词或相声，在正式演出前穿插表演。这种高强度的创作模式锻炼了我敏锐的观察力和快速成稿的能力。
这段经历让我对艺术与宣传的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在基层实践中，我深刻体会到“笔杆子”的重要性——青年们劳动热情高涨，但思想上需要艺术的慰藉与引导，我的作品逐渐转向对人性与生活的细腻刻画。
03
探索新形式的“音乐剧”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们宣传队的节目形式都比较传统，鉴于此，大家开始寻求突破，想创造一种新形式。这时，我参加了全国歌剧座谈会。会上刘炽、乔羽等文艺界前辈对中国的新歌剧寄予很高的希望，并且提出“新歌剧需贴近青年生活”的要求，倡导融合音乐、话剧与舞蹈的“音乐剧”。
回到宣传队后，我以天津、北京知青在宁夏插队的故事为蓝本，创作了音乐剧《红宁家信》，以书信的方式去展现青年人建设祖国的抱负和克服困难的决心。这个作品在原兰州军区汇演中一炮而红，1977年获得了文艺调演一等奖。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比较深，明白了艺术不能墨守成规。
值得一提的是，音乐剧是介乎于话剧和歌剧之间的一种新型的艺术，它诞生的背景就是我参加的那次全国歌剧座谈会。它不同于话剧，也不同于歌剧，是一个比较“灵动”的东西，当时我已经感觉到这很可能是将来中国新歌剧一个开端，但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有做下去。
04
经典改编和戏曲电视剧创作
上世纪70年代末，文艺创作迎来新气象。1978年，我与编剧姚克明合作，将鲁迅的小说《人血馒头》改编成话剧。原作通过“人血馒头治痨病”的荒诞情节批判封建愚昧，剧中以秋瑾烈士的目光来看当时社会，具有深度，也很有力度。后来在宁夏演出时，收获了不俗的反响。
此后，我开始尝试更贴近民生的题材。1982年，团队领导安排我到固原体验生活。我深入农户走访，发现婆媳矛盾是困扰农村家庭的主要问题，其中许多冲突即源于贫困。基于此，我创作了《婆媳湾》。
《婆媳湾》是1990年开始拍摄，一共4集。由作曲家马生采、王激作曲，编剧则是我和杨秉生，导演是许九如。1991年5月，文化部在江苏扬州举办全国戏曲现代戏观摩演出，马桂芬作为《婆媳湾》的主演，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优秀表演奖。后来，《婆媳湾》引起央视关注，1993年获得了中央电视台飞天奖戏曲电视剧一等奖。1997年该剧又获宁夏和全国“五个一工程”提名奖、全国戏曲电视片优秀奖、西北电视戏曲片金奖等奖项。
05
《这女人，这辈子》展现女性坚韧
1996年，我的创作旅程开始深入挖掘女性题材，试图通过镜头捕捉那些平凡生活中的不凡力量。当时，在宁夏吴忠，有一个擅长酿酒的妇女，当地人称呼她张寡妇，她的丈夫早逝，自己养活孩子，靠着一手精湛的酿酒技艺撑起家庭。现在吴忠当地百姓还对她家酿的酒津津乐道。
深受她的故事启发，我创作了电影剧本《这女人，这辈子》。起初，这部剧本被命名为“张寡妇酒”，然而，在审慎考量下，认为“寡妇”一词对妇女不够尊重，就更名为“这女人，这辈子”，这一改动不仅拓宽了影片的叙事视野，更深刻地凸显了女性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以及她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勇敢追求。
《这女人，这辈子》由宁夏电影制片厂精心打造，上映后迅速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共鸣。影片深深触动了广大观众的心弦，也得到了业界的认可，先后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曾代表中国电影参加莫斯科电影节、韩国汉城（釜山）电影节，西班牙电影节等，展示了中国女性故事的独特魅力与深刻内涵，为世界电影文化贡献了宝贵的中国声音。
06
《滑板梦之队》聚焦儿童成长
1997年，宁夏电影厂、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了电影《滑板梦之队》，我参与了编剧工作。影片以表现极限运动激情为叙事切入点，以一场滑板梦境作为开篇，随后聚焦于三位性格迥异却同样热爱滑板的普通学生，他们因共同的爱好而结缘，决定组建滑板梦之队，踏上了追求梦想与自我超越的旅程。
在上世纪9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滑板作为“舶来文化”的象征，承载着年轻人对自由个性与创新的渴望。这部电影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当时宁夏的电影院几乎都在放映这部电影，可见其受欢迎程度。后来该片斩获了“五个一工程”奖，电影华表奖创作、导演、音乐、舞美一等奖，中国儿童片童牛奖创作、导演金奖，作者获创作金奖。这是中国儿童电影剧本第一块文学剧本创作奖牌。记得电影演员于蓝老师颁奖的时候跟我说，“这个作品有思想高度”，希望我拿出更多反映儿童成长的片子。
07
《苦舞》和《生死腾格里》
在我个人的艺术创作中，数字电影《苦舞》和《生死腾格里》对我影响比较大。其中《苦舞》这部作品拍摄于2011年，深刻描绘了我国山区演员们不畏艰难、矢志不渝的艺术追求。在那个物质条件匮乏的年代，他们没有豪华的排练厅，没有先进的设施，却怀揣着对戏剧的无限热爱，硬是在严冬中，于冰冻的土地上翻滚、跳跃，每一次翻跟头都凝聚着汗水与泪水，是对艺术完美追求的生动诠释。
《生死腾格里》摄制于2000年，讲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遭遇敌人围追堵截，损失惨重，王树声将军率部徒步穿越腾格里沙漠，最终抵达延安的壮阔历程。这是一场生存的挑战，是信念的胜利。在拍摄时，正是普通胶片电影转向数字电影的时期，《生死腾格里》作为国内早期采用数字电影技术的作品之一，制作之路同样充满了探索与挑战。当时面对资金短缺、经验不足的重重困难，创作团队凭借对电影的热爱与执着，克服重重难关，最终完成了这部意义非凡的作品。令人欣慰的是，《生死腾格里》在央视电影频道反复播出了七八年，尤其在八一建军节期间成为必播之选，这不仅是对影片质量的高度认可，也是对那些不朽精神的最深致敬。
08
宁夏电影可以走得更远
宁夏这片土地上，无论是在历史深处还是当下，都蕴藏着许多好故事，这些故事未来都有可能被搬上银幕，推向世界。这需要宁夏的电影工作者们不懈努力，攻克难关。
如今我虽然已经退休，但还在担任宁夏文华影视公司董事长一职，并带着年轻的影视拍摄制作人员不断创作新的影片。目前，我们手上有许多已经成熟的剧本，其中两部已经获得国家批准可以拍摄，相信很快就能与广大观众见面，我也非常期待大家能提出宝贵的意见。
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的作品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新的提升。特别是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的理解上，我已经超越了年轻时的想法，心胸更加宽广。电影也是一个宽广的领域，在电影的世界里，哪怕贫穷、落后、荒凉，都可以成为艺术。就像张贤亮先生建立镇北堡西部影城时开玩笑说，“我们在出卖荒凉”。但宁夏不是荒凉，宁夏拥有独特的地形地貌和自然资源，沙、水、山、峡谷等应有尽有，这为拍摄古装片和历史片提供了独特的场所。关于这一点，我曾和张贤亮先生讨论过，认为应该通过影视来带动宁夏的文化和旅游事业。
现在看来，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应该立足于本土题材的挖掘，比如黄河、六盘山、贺兰山等，这里面都有很多革命故事和自然风光，可以组成很奇特的景观，更有利于在全国的影视圈里发展。只要我们抓住机会，培养自己的演员和导演，利用好这些自然条件，宁夏的电影就可以走得更远。
记者 李尚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