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熹微，刀锋游走于千年石纹之上。在银川闫家砚坊的宁静日常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砚台制作技艺（贺兰砚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闫森林与他的家人们守望着一方砚台。

这方寸砚台间流转的，不仅是精妙的技艺，更是一部跨越数代、以石为纸、以心传薪的家族精神史诗——那是关于专注的凝练、岁月的沉淀，以及在时代变迁中，那份对匠心本真的执着守护与智慧传承。

无我

宁静中的匠心传递

早上9点，银川文化城还未完全苏醒，仍沐浴在安静的晨光中，闫家砚坊的门已经打开，里面传出“沙沙”的声音，这是闫家砚第五代传人徐楠正在一张小方桌上，雕刻贺兰砚。她手持细刀，在石料上缓缓游走，砚上图案逐渐成形。葡萄架下，一座小屋安安静静立在一边，小屋门前，两三桌椅，是生活的气息，也是安静的岁月。

闫森林和妹妹闫淑丽也守在砚坊，不时看看徐楠制砚，偶尔询问一下她的想法，或指点一二。“这有葡萄架，有小屋，怎么没有人？”闫森林轻声问道，似乎不愿打破外甥女此刻这份宁静的心境。“没刻人，不用刻人。”徐楠回答道，她没有抬头，目光始终锁定在这方砚台上，手中的刻刀依旧稳健。闫森林点了点头，嘴角扬起一抹赞许的笑意，又说：“没刻人也挺好，有人物就太满了，要留白。”

空气里浮动着茶香，刻刀落在石头上沙沙作响，一个制砚世家的清晨在刀锋与石纹间流转。这便是砚坊的日常，闫森林和妹妹闫淑丽、外甥女徐楠，他们各自忙碌着，享受着属于匠人的宁静时光。

无声

言传身教下萌发的种子

匠人的生活，一天的光阴，也就如当下这一刻。几十年的光阴，也就如这一天。在闫森林的记忆中，父亲闫子江的身影始终与贺兰砚紧密相连。196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之初，父亲与二叔闫子洋肩负重任，赴京参与人民大会堂宁夏厅建设。他们亲手采石、运料，用三年光阴雕刻出《清平乐·六盘山》等传世之作，让“闫家砚”声名远播。这些往事在年幼的闫森林心中，种下了工匠精神的种子。

“我上小学的时候，宁夏贺兰砚雕刻厂就在今天迎宾楼的位置，我放学经过那里，就进去看父亲他们怎么画图，怎么雕刻。”往昔历历在目，无形中在闫森林心中勾画出了匠人的职业图景。

然后，随着社会发展，宁夏贺兰砚雕刻厂几经变迁，早已停产贺兰砚了。直到1972年，国务院要求恢复各地工艺美术品生产，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决定重建贺兰砚雕刻厂，任务下达到银川市轻工业局后，当年正式成立了银川市贺兰石雕刻厂。“当时号召工匠归队，我父亲原本不想回去，为将我的工作安置在那，还是答应了。”闫森林说，1973年9月1日，他和父亲一同踏进贺兰石雕刻厂的大门，“能回来学艺，我是发自内心欢喜的。”

在闫森林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位沉默寡言却极具匠心的手艺人。在厂子里，父子俩的工作台是紧紧地挨在一起的，在工位上一坐就是一天。“他指导我制砚时，话很少，有时候皱一下眉，叹一口气，我就知道这里做错了。如果做得好，他也只有一句话——‘这个还有点意思’。这就是言传身教，很多事，尽在不言中。”闫森林说，生活中的父亲更简单，不好吃，不好穿，最多就是临摹画画，这都是制砚的基本功。

无悔

遗憾淬炼与精神的圆满

闫森林受到父亲的影响，工作之余，也在学画，还交了几个画友，大家一起学艺。“当时我父亲一直鼓励我，让我好好学，以后可以当个画家。”闫森林说，当时没有“工艺美术大师”，或者“非遗传承人”这类头衔，在父亲心目中，匠人始终比画家矮一头，自然更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更进一步。

在父亲的支持下，他将对绘画的热爱化作笔尖的沙沙声，业余时间总能看到他伏案练习的身影。1974年，闫森林参加了高考，想去大学深造。遗憾的是，这一次他与美术学院失之交臂。为此，他还去找过招考办的工宣队，但在时代洪流与现实桎梏下，终究没能如愿。

不过，父亲闫子江始终未提“失望”二字。这个把半生献给刻刀的匠人，有着贺兰石般质朴的处世哲学。他依旧带着闫森林在厂子里，坐在二人的工位上，将一块块贺兰石雕琢成器。

时光荏苒，在父亲日复一日的言传身教中，闫森林渐渐悟出匠人精神的真谛。那些因未被录取而留下的遗憾，最终化作雕刻刀下流淌的诗意，他将水墨的留白技法融入砚雕，把素描的光影处理化作石料的层次。

“现在看来，我这条路也未必不好。”闫森林说，今日的匠人不同于过去，社会地位早已提升了。昔日的画友大学毕业后，在高校教书，而他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也被邀请去高校授课。他有时感慨，光阴才是最好的刻刀，只要不辜负人生，终能琢成圆满。

无羁

从车间到滚钟口的黄金岁月

1980年，闫子江退休了，闫森林承袭了父亲的精湛技艺，成为车间负责人。然而，时代的浪潮冲击着传统工艺，上世纪90年代初，厂子最终没能撑下去，垮掉了。可闫森林很幸运。1986年4月，在贺兰山要设立贺兰砚创作点。市园林局打听到“闫家儿子手艺好”，专门将闫森林调来滚钟口，专职负责贺兰砚的制作、研究与技艺展示。

“单位给我分了一间房，是工作室，也是宿舍，平时没有任务，我就在这做砚。”闫森林说，在滚钟口的十七载春秋，是他最开心的时期，也是他创作生涯的黄金时期。

这里的生活纯粹而宁静，有时候，他趁着清晨，踏着露水进山，亲自甄选贺兰石料。徒步往返二十多公里，将七八十斤的“珍宝”背下山。有时候，他远离喧嚣，心无旁骛，刻刀在石上自由游走，传统的山水花鸟与现代的创新构思在他的手下焕发新生。在滚钟口壮阔的山野间，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这份自由，滋养了他的艺术，也加深了他与贺兰石血脉相连的情感。

笔架山东坡，不仅是贺兰石的源头，更成为闫家匠魂的归栖之地。上世纪70年代初，父亲闫子江已将祖坟迁至此处；1990年父亲去世后，闫森林遵其遗愿，也将父亲安葬于此。每当行走在采石的山径上，闫森林深知，“脚下的每一步路，都是先辈曾经走过的”。

无倦

传承路上的坚守

银川文化城的砚家砚坊内，闫森林轻抚着一方未完成的贺兰砚，眼神中透着几分忧虑。“这些年我带过不少徒弟，但最后都因为各种原因放弃了。”他叹了口气，“就连我儿子，现在也不怎么接触制砚了。”

贺兰砚传承面临着严峻的现实挑战。一方面，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砚台的使用场景大幅减少，市场需求急剧萎缩。“现在买贺兰砚的多是收藏者和游客，普通消费者很少问津。”闫森林坦言，“年轻人更愿意选择收入稳定的工作，没人愿意花几年时间学习这门技艺。”

工作室中，摆放着一些未售出的作品。“这些砚台，有的已经摆放了好几年。”闫森林说，很多人都改行了，而他这间小店，也是和妹妹闫淑丽一同，用退休金支撑着。闫淑丽也补充道，“制作一方精美的贺兰砚需要几十道工序，耗时数周甚至数月，但售价却很难体现其真正的艺术价值。”

尽管如此，闫森林依然坚持每天工作。“这门技艺是我们家族几代人的心血，不能在我这里断了。”他说，“只要还有人愿意学，我就会继续教下去。”

无止

总有更年轻的匠心

在采访期间，闫淑丽的女儿徐楠一直默不作声，握着手中的刻刀，不停雕刻着砚台。“这个手艺变现慢，男人要养家糊口，不愿意学。倒是我这个外甥女，没有那么大生活压力，是少数坚持下来的一个。”闫森林说，二叔闫子洋将技艺教给闫淑丽，她作为母亲，在对于女儿徐楠的照料中，也将这个手艺教给了她。

“以前在家就看我母亲制砚，天天磨石头，磨得屋子里到处都是灰。那时候我还想，以后绝对不干这行。可后来看母亲能将一块冰冷的石头，雕得有模有样，变成精美的艺术品，这个过程特别神奇。”徐楠感慨，有时候，言传身教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

大学毕业后，徐楠在就业过程中，一时没想好未来的方向，便留在了砚坊，学习制砚。由于早期对这项技艺的了解，她学起来得心应手，进步也非常快，这一点连她自己都没察觉。2016年，她参加第十七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手工艺术精品博览会，以作品《童年》砚台，获得了那一年“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铜奖。自此，徐楠一下子对这项技艺特别感兴趣。后来，她又在各大活动中，频繁获奖。

如今，徐楠作为闫家砚第五代传承人，也是宁夏二级工艺美术大师，贺兰砚制作技艺银川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协砚文化委员会理事、宁夏工艺美术协会副秘书长等。并被宁夏艺术职业学院邀请，作为美术系客座教授，教授贺兰砚制作技艺。

无限

从“传艺”到“传播”

近些年，闫家砚的几位传承人除了钻研技艺，更注重技艺的传播。“过去我们总是强调‘传艺’，现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传播’。”他说，“我不指望每个学生都成为制砚师，但至少要让他们知道这门技艺的存在。我们只专心播撒种子，总有一些会发芽。”

而徐楠则在思考如何让贺兰砚走进现代生活。“我们正在开发一些文创产品，比如一些小型贺兰砚，以及相关的手把件等。”她说，这种产品价格更亲民，也更符合年轻人的审美。“传统技艺要生存下去，必须找到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我们不仅要传承技艺，更要传承文化。”

在她制砚多年的感受中，一方砚台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精湛的雕工和巧思的设计，更在于沉浸在当下，亲手创作时带来的心流体验。“我每天一到银川文化城，一走进这间小小的砚坊，就觉得特别开心。尤其是制作砚台时，时间在敲敲打打，刻刻画画中流逝，特别宁静平和，这就是属于匠人的幸福。”徐楠说，匠人这种心无旁骛，专注当下的宁静，在如今这个时代，恰恰为现代人提供了一剂精神良方。而作为传承者，应该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坚守祖辈传下的匠心，积极探索与现代生活的对话方式。

记者 李尚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