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11日，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现场通过决议，西夏陵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它是公元11世纪~13世纪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流的产物，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了特殊物证，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01 对“中国”身份的强烈认同

矗立在贺兰山脚下的西夏陵，其宏大的帝陵规制与精美的建筑遗存，是历史上西夏统治者对“中国”身份强烈认同与创新诠释的见证。“西夏统治者通过‘五德终始说’构建合法性，明确宣称‘国属金德’，直接继承唐朝‘土德’的统绪。”宁夏大学教授、西夏学研究院院长彭向前认为，这绝非简单模仿，而是其主动融入华夏正统谱系的政治宣言。

陵园出土碑额篆刻“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铭”，“白高”国号正是尚白（金德之色）的体现。彭向前解释，“大白高国”的命名，是精心构建的“中国”身份符号。他们超越五代与北宋，直接接续唐朝法统，核心目的是将西夏纳入华夏正统序列，争取对其合法性的承认。

更深层的实践，体现在对儒家文化的全盘接纳。西夏仁宗时期尊孔子为“文宣帝”，大兴儒学，立太学，将儒家思想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西夏以‘礼’立国，按孔子区分‘中国’与‘四夷’的标准。西夏陵的礼制建筑和出土文宣帝尊号文物，正是这种文化认同的物质投射。”彭向前说，苏峪口西夏官窑及陵区出土的高品质白釉瓷器，不仅是尚白物证，其器型与用途也深刻反映了对中原礼乐文明的遵循。

西夏以河西走廊为纽带，在分裂时代架起文明交流的桥梁：丝路转口维系东西经济血脉，蕃汉共治突破华夷之辨，儒佛并蓄融合多元文化。当蒙古铁骑席卷而来，西夏多年经营已为中原、草原、西域铺就无形的融合轨道，使元朝“混一南北”得以驶向历史站台，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完成了关键性的历史铺垫。

02 空间布局中的文化融合

放眼贺兰山东麓，广阔的洪积扇上，西夏陵如同一个神秘的图腾，镌刻在苍茫大地之上。9座帝陵、271座陪葬墓、北端建筑遗址、32处防洪工程遗址，共同勾勒出一个王朝墓葬体系的完整图景。

“在具体陵园规制上，西夏陵既承袭中原传统，又大胆创新。”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院长、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院长杨蕤说，西夏陵整体坐北朝南，以中轴线对称分布着阙台、神道、石像生、献殿等地表建筑，明显效仿唐宋帝陵制度。明代嘉靖《宁夏新志》亦记载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然而，最引人瞩目的突破在于陵台形制，中原陵墓常见的覆斗形封土在此被革新，西夏陵的陵台实为佛塔造型，这是佛教信仰深刻影响王权象征的直接体现。

当风沙掠过塔尖，目光从孤立的陵台转向更宏大的地理空间， 便会发现伫立于贺兰山的西夏陵，并非孤立的墓葬群，而是与西夏都城兴庆府（今银川）、贺兰山行宫共同构成宏大的“都城—陵园—行宫”三位一体格局。杨蕤教授指出：“这一大三角布局绝非偶然。兴庆府是政治经济中心，贺兰山中的行宫是皇家避暑理政之所，而西南麓的陵园则是王朝的精神象征。三者地理呼应，功能互补，展现了西夏政权对空间秩序的精妙规划。”

03 建筑元素中的文化密码

走进西夏陵遗址，每一处残垣断瓦都在诉说着文化交融的故事。其建筑元素汇聚了中原、佛教、西域回鹘等多重文明基因，形成独一无二的视觉语言。

神道两侧的石像生、巍峨的阙台、规整的献殿基址，延续了中原礼制建筑的庄重与秩序。除佛塔式陵台外，考古发现的“迦陵频伽”建筑构件尤为关键。杨蕤说，它印证了陵园建筑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

1986年，遗址出土了三尊泥塑人像残件，以曲发深目、高鼻梁的相貌特征，揭示了历史上西夏与西域的密切往来。“这些形象显然非党项人，极可能是活跃于西夏的回鹘僧侣或工匠的写照。”杨蕤分析，“它们与文献中回鹘僧人在西夏频繁活动的记载相呼应。”

04 人文与自然的精妙平衡

西夏陵历经近千年风雨，其选址背后蕴含的生态智慧令人叹服。“贺兰山东麓绝非随意圈定。西夏统治者和设计师对地质、水文、气候进行了缜密考量，实现了人文与自然的精妙平衡。”杨蕤指出，陵区选址于贺兰山向东突出的山前高阶地，具备多重优势：一是具备战略视野，居高临下，可俯瞰银川平原，而居住在平原的人们，向西亦能远眺陵园，兼具防御威仪与精神昭示；二是形成气候屏障，紧贴山麓，西北寒流被贺兰山体阻隔，形成山前“高温带”，为陵墓提供相对温和的小环境；三是拥有地质之利，地表遍布砾石粗砂，地基承载力强，排水性佳，避免了春季冻融危害。更关键的是，该区域地质结构稳定，历史上强震未对陵群造成毁灭性破坏。

“这片中国西北的帝王陵群，坐落于自然地理分界线贺兰山，完美诠释了古人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的生态智慧。”杨蕤认为，人类文化遗产在此与自然遗产深度契合，体现了人文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建筑理念，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记者 李尚 文 李振文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