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11日,西夏陵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贺兰山下的陵群及文物,记录着西夏国的神秘而传奇的历史,更镌刻着文化交融的独特印记。
帝陵所在
西夏陵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宋史·夏国传》,书中共记西夏十二个帝号,但只记九个陵号:太祖继迁裕陵、太宗德明嘉陵、景宗元昊泰陵,毅宗谅祚安陵,惠宗秉常献陵,崇宗乾顺显陵,仁宗仁孝寿陵、桓宗纯祐庄陵、襄宗安全康陵。其中,李继迁、李德明的庙号、墓号,都是李元昊立国后追定。
1972年,解放军在贺兰山泉齐沟进行建设时意外发现文物,他们立即报告给当地博物馆,考古工作人员勘测后认为这里是西夏皇家墓地所在,西夏陵得以重见天日。
西夏陵位于宁夏银川市西部,陵区地处贺兰山前缘,地势高亢平坦,俯瞰银川平原,西侧是巍峨的贺兰山脉,东面紧邻兴庆府,亦可远眺黄河。贺兰山山体如屏,隔绝了西部阿拉善吹来的寒流,陵区少风多日,晨光初照,陵台影如长柱,庄严神秘。这里地形半封闭半开阔,既能聚热纳阳又便于守护祭祀;地表砾石粗砂为主,承载力强且排水通畅,地下水位深,加上气候干燥降雨稀少,洪水罕至,地质条件极适合建造陵墓。
以西夏地形来看,都城兴庆府为中心,西北为皇家林苑,西南为祖先陵寝,三者构成封闭且互相呼应的三角,在西夏与辽、宋争锋的岁月里,这片山麓高地是权力的精神归处,也是战争中最隐秘与安全的后方。早在西夏建国之前,李继迁和李德明便先后安葬于此,西夏开国后,李元昊正式确立贺兰山东麓为帝陵所在。
独特布局
西夏陵陵区东西宽约4.5公里,南北长逾10公里,总面积近50平方公里,区内分布有九座帝王陵墓、207座陪葬墓,陪葬规模各异,依地势自南向北可以分为四区:
南端一区为1、2号帝陵,布局集中,两陵规模、布局、形制几乎一致,陪葬墓分布于东西两侧;二区南接一区,为3、4号帝陵所在,3号帝陵是整个陵区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座,周边陪葬墓群呈南北向分布,4号陵则无陪葬墓;中部三区为5、6号帝陵,坐拥101座陪葬墓,是陪葬墓密度最高、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北端四区为7、8、9号帝陵,三陵呈“品”字形排列,伴有19座陪葬墓,多布于四区南面。
帝陵是西夏陵保存最为完好的区域,主要由鹊台、碑亭、月城、陵城、门阙、献殿及陵台组成,呈南北轴线对称布局。
相比唐代一地一陵的气势、宋代一地一陵的恢弘,西夏陵虽承唐制依山而建,气势不减,却因地理条件限制、经济实力不足而难以大兴土木,总体面积虽与宋陵相仿,主体规模却远逊宋陵,即便是规模最大、猜测为李元昊陵的3号陵也无法与宋陵相论。
西夏陵在布局上亦显得简约。唐宋以来,陵园内礼仪性建筑均由献殿(又称上宫)、寝宫(又称下宫)组成,而西夏陵取消了陵上建寝的制度与陵寝的供奉礼仪。
在建筑观念上,党项人偏好圆形与塔式建筑。塔式陵台在建筑中较为特殊,它是诸多概念性特征的具体化。
在具体建制上,西夏陵四域的角台与碑亭均为唐宋所无。角台用以界定兆域,碑亭则多设于双阙之后、月城之前,每陵二至三座。月城与陵城,构成一个形似“凸”字的布局,与宋陵方形布局明显不同。
葬俗方面,虽受唐宋影响,西夏仍保留着鲜明的民族特征。狭小的土洞墓与中原墓室迥然不同,应是源于党项人“俗皆土屋”的生活习惯。此外,西夏陵的主要建筑都偏离中轴线,这也是一种特殊葬式。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道:“盖西戎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主人乃坐其傍,以此占主客胜质。”这段记载表明了党项人的鬼神观念——中间位置是神明所居,在排列时需要避讳。这种观念也反映在了西夏陵的建造之中。
异域风采
西夏陵的地上建筑早已毁坏,仅存夯土遗迹与瓦砾残片,但通过出土的文物仍可一窥陵园昔日的恢宏与神秘。其中,以脊饰构件中的鸱尾、摩羯与迦陵频伽最具特色。
鸱尾,又称鸱吻,常立于屋顶正脊两端,造型多呈龙首鱼尾之状,张口昂首气势非凡。鸱本是猛禽,党项人将其形象转化为龙头、鱼尾、身披鳞片,有以水制火、避免火灾之意。与鸱尾同样有避火功能的,还有3号陵出土的摩羯。摩羯,是梵文“Makara”的音译,是海中吞噬一切水族及船只的大鱼。党项人将其塑为兽头鱼身、披鳞展翅的形象,立于屋脊之上,用以祈愿降雨辟火。
迦陵频伽,亦称妙音鸟,即“未出壳而现能歌”,它的声音胜过世间一切音乐。西夏3号帝陵所出土的迦陵频迦,有灰陶、红陶和绿琉璃三种,它脸似菩萨、身长双羽,人首鸟身,双翅高张,头戴花冠,手合十而踞,形象融合佛教审美与本土造像风格。
除了精美神秘的构件,西夏陵还出土了大量刻有图案的砖瓦与日用器物,其中花卉纹样以莲花、牡丹为主,西夏灵武磁窑堡的壶、罐、钵等瓷器,也多以莲花、牡丹为纹样,显见西夏皇族在审美上与中原地区的相似。随葬出土的陶器、瓷器、铜器、铁器,乃至棋子、玩具之属,更丰富了我们对西夏日常生活的认知。
在西夏陵所出土文物中,最具史料价值的是散落于陵区的三千余片西夏文、汉文残碑。碑文大多残损,仅存片言只语,多是单字,十字以上者寥寥。即便如此,这些只言片语也弥足珍贵,尤其是7号陵出土的西夏篆书残件,经缀合后判定文字为寿陵志文,从而确定了7号陵为李仁孝陵。残碑中出现的诸如“永平皇帝”“皇太后梁氏”“朝仪大夫”等字句,也可以印证补充西夏的历史,成为理解西夏的重要史料。
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