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桂子飘香的九月，校园电子屏早早滚动起“教师节快乐”的字样。我望着那行熟悉的字，像小时候那样在心里默默念了许多遍，依旧没能轻易出声。三十多年光阴流转，我竟成了当年最害怕成为的人——站在讲台上，被几十双眼睛静静注视的人。

每当上课铃声响起，看着台下一张张带着怯意的脸庞，我总会想起我的启蒙老师林美爱，想起那个被同学唤作“不应名”的自己，想起那间低矮却始终明亮的乡村教室。

上小学一年级时，我几乎不怎么说话。父母忙着下地干活，常把我独自锁在院子里，院子里的鸡鸭成了我仅有的玩伴。走进学校后，突然多了许多喧闹的声音和陌生的脸庞，我便愈发沉默了。每次老师点名，我都张不开嘴，喉咙像被细细的线缝住一般，只能憋出微弱的气音。名字被点到第三次时，同学们的哄笑声此起彼伏，“不应名”这个外号，从此像一块湿泥巴似的，牢牢粘在了我身上。运动会、朗诵比赛、歌咏比赛，无论什么集体活动，我都一概找借口请假。母亲常常摸着我的头叹气：“不去就不去吧，反正你胆子小。”只有林老师，从没有默认我的“退缩”。

那天早晨，校园的广播通知要从一年级选两名同学参加全乡“讲故事比赛”。我照例把脑袋埋进臂弯里，心里一遍遍默念：别选我，千万别选我。可林老师偏偏点了我的名字。我瞬间慌得快要哭出来，下课铃一响，就攥着衣角冲进办公室，小声求她换个人选。林老师没有批评我，只是从抽屉里摸出两颗玻璃珠——一颗湛蓝如溪，一颗金黄似阳。林老师轻轻放在我掌心说：“它们白天会吸光，到了夜里就会发光。你把故事讲给它们听，它们就会替你照亮胆子。”她的掌心带着粉笔灰的味道，粗糙却格外温暖。我紧紧攥着玻璃珠回了家，夜里真的把它们放在枕边，对着两颗微微泛光的珠子，结结巴巴地背下了《小马过河》的故事。

比赛那天，全乡的孩子都挤在文化站的小礼堂里，台下黑压压一片，我的膝盖抖得像筛糠。林老师蹲下身，把我松开的鞋带重新系好，又将那两颗玻璃珠塞进我手心：“它们替我陪着你。”她轻轻拍了拍我的肩，顺势一推，我便被舞台上的灯光稳稳“接住”。故事讲到一半，我还是忘词了。礼堂里静得能清晰听见自己的心跳，我慌忙抬眼搜寻，看见林老师站在最后一排，双手高高举起，比出划水的动作——那是故事里小马蹚过小河的姿势。我跟着她的节拍，一句一句把忘记的内容“捞”了回来。当掌声像潮水般涌来的时候，我第一眼就望向林老师，她的笑容，比掌心的玻璃珠还要明亮。

从那以后，我话依旧不算多，却不再害怕开口。林老师还让我当“小老师”，每天早读课领着大家读拼音；她把我的作文抄在大红纸上，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她会在我的作业本里夹上小纸条，上面写着：“今天看见你在操场笑了，真好。”一张张纸条像一片片轻盈的羽毛，慢慢把我从自卑的井底托了上来。

升到三年级时，林老师要调去别的学校了。临走那天，她把我叫到办公室，从纸盒里倒出一大把玻璃珠说：“你长大了，以后不用我陪着也能做好很多事啦。要是有一天你也站上讲台，记得把这份光传下去。”

十八年后，我真的站在了讲台上。第一节课，面对台下同样带着怯意的孩子，我把手伸进口袋，摸出两颗早已磨花的玻璃珠——一颗湛蓝，一颗金黄。我把玻璃珠放在掌心，对孩子们说：“它们白天会吸光，到了夜里就会发光……”话还没说完，眼眶就先热了。

如今，我还珍藏着玻璃珠。每逢教师节，我都会把它们轻轻撒在书桌上，听着珠子叮当滚落的声音，那是岁月深处传来的清脆回应——原来，被老师点亮的光，真的会一代又一代传下去。林老师，您听，今天校园里的风铃声中，藏着我当年没能当面说出口的那句祝福：老师，节日快乐！

□邢凯 （海南乐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