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群芳》这本书的瞬间，一座植物艺术宝库被悄然打开，在近50万件跨越四个世纪的画作中，植物学家桑德拉·纳普精选150幅稀世珍品，串联起20种植物的传奇故事。如今，这本书的中文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植物学家顾有容翻译，带着玫瑰香气的墨料印刷，让每一次翻阅都像踏入一座随身携带的纸上花园。

科学与艺术的奇妙共生

打开书，一幅幅关于花草的画作跃然纸上，它们并非简单地复刻，而是科学与艺术的奇妙共生。其中有一幅18世纪艺术家弗朗茨·鲍尔的作品，细致到连花粉粒的纹路都清晰可见。达·芬奇更在数百年前，就细致描绘了植物开花的全过程，甚至提前提出了20世纪才被证实的树木生长理论，堪称植物界的“预言家”。

这些时间跨度长达400年的画作，虽然风格迥异，但每一张都有属于自己的精彩：有的以黑色为底，用不透明颜料勾勒出花朵的璀璨；有的带着中国画的留白意境，还在一些位置标注了植物的粤语俗名。

书中还提到一些有助于将植物艺术化的有趣发明，其中博物学家费迪南德·鲍尔发明了包含140种颜色的编码系统，在野外快速速写后，回家能精准还原植物本色，比照片更具生命力。博物学家林奈则提出植物分类法，此后，艺术家们开始聚焦花蕊细节，让画作成为物种鉴定的“可视化工具”。从这一桩桩的案例中，可以看到科学的严谨与艺术的灵动。

20种植物的“冒险史”

书中涉及的20种植物，每一种背后都有着跌宕起伏的故事。其中，帝王花与佛塔树从南非荒野出发，被植物猎人翻山越岭带入欧洲，首次出现在画作中时，就惊艳了整个欧洲大陆；牡丹与芍药在东亚陪伴人类千年，画家们追随着它们的花期，记录下不同时代的审美变迁；就连看似平凡的禾草与莎草，也默默支撑起人类文明，谁能想到，人们赖以生存的小麦、水稻等，都是它们的“亲戚”。

而每一株充满故事的植物背后，都有一个鲜活的人。英国人约翰·里夫斯在广州委托当地画家作画，画出了既有水墨韵味，又标注着科学名称的画作，成了跨文化交流的“植物名片”；荷兰郁金香狂热时期，画家们笔下的郁金香图，成为那场经济泡沫的“见证者”，记录下人类对植物的痴迷与疯狂。

植物画的“成长记”

从书中，你还可以看到植物画的进化史，古希腊时期，草药图呆板简陋，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才开始对着活体植物写生，到了1530年，德国植物学家奥托·布伦费尔斯的《植物活体图集》，第一次让植物在纸上“活”了过来，此后的一百年里，所有的植物画都以此为标准。

18世纪，植物画迎来了“黄金时代”：林奈提出“以花蕊分类植物”后，艺术家们立刻将目光聚焦至不同的花蕊。其中，鲍尔兄弟将植物画推向巅峰——弗朗茨在邱园描绘显微镜下的植物结构，费迪南德远赴澳大利亚记录新物种，让画作兼具科学价值与艺术美感。19世纪摄影术出现后，植物画并未衰落，反而转型为更具格调的艺术形式，莉莲·斯内林笔下的花朵，温柔细腻，成为经典。

翻阅着这些画作，你会惊讶地发现，那些植物早已成为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也因此认识到，人类与植物之间，远远不是单向地驯化，在人类不断种植、培养、改造植物的同时，植物也悄悄塑造着人类。

书摘

在园林艺术中，牡丹和芍药象征着东西方的完美融合，每个收集、培育和欣赏它们的人都收获了极大的成就感。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持此观点。20世纪初的英国植物学家雷金纳德·法雷尔，对牡丹有着复杂的看法。

法雷尔曾说：“记住，只有日本和中国的牡丹才能表现纯正的东方韵味。引入西方的东方牡丹已经发生了灾难性的退化。如今，欧洲充斥着形态笨拙、色彩单调的牡丹品种，它们都是重瓣或半重瓣，头重脚轻，缺乏生气。真正的东方牡丹和芍药则展现出一种飘逸不羁的华贵感。它们的花朵硕大，质感光滑且有光泽，边缘有时呈撕裂或流苏状，既有重瓣，也有单瓣，颜色纯净而多样。但无论何种形态，都呈现着既威严又高雅的美好。”法雷尔在从野外考察归来多年后写下了这段略显苛刻的评论。

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牡丹和芍药，长久以来都深深吸引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目光，这是它们应得的荣耀。因为牡丹和芍药是花卉中最精致的种类，不仅美丽，还拥有极丰富的香气——既有芳香，也有甜美。

总的来说，芍药属植物可以分成两大类。草本的是芍药类，每年冬天地上部分都会枯萎，次年春天重新发芽。用英国园艺师和景观设计师格特鲁德·杰基尔的生动说法，芍药的新芽就像“可爱的玫瑰色猪鼻子”。木本的是牡丹类，它们不会长成大树，而是具有多年生木质茎的丛生灌木。野生牡丹只分布于中国，而野生芍药则遍布整个北半球——从日本和中国，经过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到土耳其和小亚细亚，南欧和北非，甚至在大西洋彼岸还有两个原产北美的物种。

（摘自《群芳》“牡丹和芍药”一节）

记者 吴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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