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兽面的粗犷线条在紫绿相间的石料上渐渐苏醒，潘安政手中的刻刀像是时间的针脚，将两千年的光阴缝进一方贺兰石砚里。

在贺兰砚制作技艺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宁夏工艺美术大师潘安政的工作室里，四块颜色各异的贺兰石静静躺在工作台上——浅豆绿、深灰、橙红、暗紫。每一块石头都在等待着被唤醒，化作战国的狞厉兽面、秦代的涡纹图腾、汉代的卷云纹饰，或是南北朝的莲花兽面。这些沉睡于历史中的瓦当纹样，即将在他的刻刀下重获新生。

01

神奇的“绿彩”

2004年，当潘安政第一次站在贺兰山小滚钟口的矿脉前，他被眼前紫中嵌绿、绿中透紫的石料震撼了。这位在安徽歙县雕了六年歙砚的南方匠人，从未见过如此特别的石料。

“贺兰石像是大地书写的一卷双色经书，每一层颜色都是时间的印记。”潘安政轻抚石料，眼中闪烁着光芒。

从徽派山水的俊秀到西北大地的厚重，潘安政面临着艺术语言的转换。南方砚雕讲究线条流畅、造型精致，而贺兰石似乎天生带有一股雄浑气质。如何将这两种审美融合，成为他最初思考的问题。

最初几年，潘安政常深入贺兰山，一待就是整天。“只有真正触摸这些石头，感受它们的肌理、硬度和色泽变化，才能找到与之对话的方式。”他会仔细敲击石料，通过声音判断内部结构，用清水浸润观察色泽变化。渐渐的，他感觉贺兰石中间那一层薄如蝉翼的“绿彩”最为神奇——它时而如春水般清透，时而似古玉般温润。正是这一感触，为他后来的创作彻底打开了一扇门。

02

南北风格的融合

潘安政的工作台上，两把刻刀磨损程度明显不同：一把刀尖细如针，用于勾勒南方风格的精细线条；另一把刀身厚重，适合北方风格的深浮雕。这两把刀，见证了他融合南北砚雕技艺的探索之路。

“南方的水滋养了细腻，北方的山赋予了厚重。”潘安政这样理解两种不同的审美风格。他尝试在贺兰石上创作徽派山水，却发现单纯的南方风格难以完全展现贺兰石的独特气韵。同样，纯粹的北方雕刻，又难免失去细节的灵动。

转折点出现在对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石飚的拜访中。看到石飚作品中那种“刀过留痕，痕中有意”的境界，潘安政豁然开朗：融合不是简单的拼接，而是在理解两种文化内核基础上的再创造。

他开始尝试在贺兰石上创造新的艺术语言。雕山时，他保留北方山石的雄浑轮廓，却在山间云雾处用南方细腻刀法；刻水时，他以北方的大开大合表现江河之势，又以南方的精雕细琢呈现水波纹理。

这种探索在2013年获得初步认可——他的作品《可爱的考拉》荣获“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银奖。评语中特别提到“南北风格的和谐统一”。

03

《兽面瓦当》的突破

2020年初春，潘安政在宁夏博物馆看到一组出土瓦当。那些战国至南北朝的兽面纹样虽已残缺，却依然散发着原始的艺术张力。一个想法在他心中萌生：让这些消失的瓦当在贺兰石上重生。

《兽面瓦当》系列的创作过程是艰难的。首先是如何选择石料——战国兽面需要粗犷的质感，他选择了纹理明显的深灰色石；汉代卷云纹需要流畅感，他找到了质地细腻的浅豆绿石；南北朝莲花纹需要层次感，他寻到了色泽丰富的橙红石。

雕刻过程更像是一场与古人的对话。当刻刀在战国兽面纹上移动时，潘安政仿佛能感受到当年工匠制作陶范时的力度；当秦代涡纹在石上展开时，他似乎能听见秦人祭祀时的乐声。

最精妙的是他对贺兰石双色的运用。汉代卷云兽面砚中，他利用浅豆绿色层雕刻舒展的卷云纹，而在石料自然过渡的深色区域雕刻兽面主体，形成“云托兽面”的视觉效果。阳光透过窗户照在砚台上，竟给人一种云气流动的错觉。

“这些石料中的色彩不是装饰，而是语言。”潘安政说。他从不强行改变石料的天然色泽分布，而是像导演根据演员特质设计戏份一样，让每一块石头的特质决定最终的纹样表现。

《兽面瓦当》最终获得2020年银川市贺兰砚文旅商品创意大赛一等奖。评审专家特别指出：“这组作品让文物‘活’了起来，既保持了历史的厚重感，又赋予了当代的实用功能。”

04

更是情感的传递

如今，潘安政的工作室常有年轻人来访。他总会先让他们触摸贺兰石原石，感受石料的温度与质地。“如果你不用心去感受石头，石头也不会向你展示它的美。”这是他常说的话。

2022年参加宁夏黄河流域非遗讲解大赛时，潘安政选择了“现场雕刻+讲解”的形式。当刻刀在石料上游走，一块看似普通的贺兰石逐渐显现出山水纹路，观众发出阵阵惊叹。

“那一刻我明白了，非遗传承不只是技艺的传授，更是情感的传递。”潘安政说。他意识到，当人们亲眼看到一方砚台从顽石中诞生，那种震撼远比单纯观赏成品要强烈得多。

2025年的“歙韵贺兰·墨香同辉”联展上，潘安政的《兽面瓦当》与古老的歙砚并列展示。一位安徽老匠人在这组作品前驻足良久，感慨道：“你用北方石头，刻出了超越地域的文化对话。”

如今，潘安政还探索着非遗与当代生活的更多连接。“每个时代都应该有属于这个时代的砚台。”潘安政认为，非遗的生命力正是在于手艺人要有勇气持续地创新。

记者 王敏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