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弘治、正德年间，女子追求个性自由的意识已初露端倪。焦兹在《我朝两木兰》一文中，记载了两个身份不同的女扮男装的女子。其中后一则史实与传统戏曲中传诵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颇为相似，只是男主人公由书生变成了商人，女主人公由女扮男装求学，变成了女扮男装外出经商。两人的爱情也不像梁祝那样，建立在同窗共读三载的基础上，而是在旅途贸易中，在同舟共济的日日夜夜中建立。这种妇女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潮，万历年以后达到了高潮，不但思想家不时流露出男女平等的思想，妇女自己也在某种程度上追求平等，大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魄。如草衣道人王微，“才情殊众，扁舟载书，往来吴会间”，流传下来不少诗作。黄皆令也是清文丽句，有禅家本色。她们的诗作，功底深厚，意境广远，大有“不服丈夫胜女人”的气概。明朝女子在才情上不服男子，在明末的戏曲中也有所反映。吴炳在《绿牡丹》中，除了有“馆阁不如闺阁”之叹外，在《晤贤》一出中，更是唱出了“莫欺儿女亚君贤”的新声。

明代妇女个性意识的自我觉醒，在文学作品中更是得到了深刻的反映。这种自我意识体现在具体的爱情观上，就是择夫标准与男女爱情观的变化。凌濛初在一篇小说中描述了书生凤来仪与父母双亡的小姐素梅冲破包办婚姻的枷锁，自由结合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女主人公素梅自小就立愿，要自己选择丈夫，而择夫的标准，不是门第、财富与官衔，而是“只要人好”。这种男女爱情观的变化，其特点就是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自己大胆地去追求爱人。

摘自《明代妇女生活》

作者：陈宝良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