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岩森个人简介

宁夏大学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银川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自治区“塞上名师”、普通高校教学名师，宁夏大学首届教学名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深耕文学研究领域的王岩森，以“纸上侦探”的执着书写学术认知。他打破人们对于杂文仅仅作为思想表达工具的刻板认知，将其提高到文学层面，为文学史补全关键拼图。而在对著名作家张贤亮的研究上，他用一部《张贤亮文学年谱》，破解二十世纪文人的精神密码。谈及研究中的甘苦，他说：“唯有立足真实史料，才能还原文学现场。”

A

好的杂文有独特的审美表达

Q：文学体系中，杂文常被边缘化，甚至对其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说法也存在争议，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王岩森：我一直认为，杂文应该被视为一种文学体裁。然而很多人认为杂文主要是表达思想的，而不是审美的，因此将其排除在文学之外。

文学的核心是审美。杂文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学的一种，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思想深刻、犀利、博大，更是因为它具有审美上的独到之处。鲁迅的杂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杂文不仅思想深刻，而且具有独特的审美风格，如忧愤深广以及幽默热讽的笔触等，这些都是鲁迅杂文的美学追求。

然而，在杂文创作、研究中，很多人却忽略了这一点。他们过于追求杂文的时效性和思想性，而忽略了其艺术性。我认为，好的杂文应该既有深刻的思想，又有独特的审美表达。

Q：您是如何对杂文作家进行归类的？

王岩森：我大体将杂文作者归为三类：作家型、新闻人型和学者型。作家型的杂文作者通常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独特的审美追求，他们的杂文往往具有较强的艺术性和审美性。新闻人型的杂文作者则更注重时效性和思想性，他们的杂文往往能够迅速反映社会现象和问题。而学者型的杂文作者则更注重学术性和理论性，他们的杂文往往能够深入挖掘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

在这三类作者中，我认为作家型的杂文作者最能够体现杂文作为文学体裁的特点。比如邵燕祥和王小波的杂文，不仅思想深刻，而且艺术性强，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当然，这并不是说新闻人型和学者型的杂文作者就不重要或者不值得关注。相反，他们的杂文同样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只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作家型的杂文作者更能够展现杂文作为文学体裁的独特魅力。

B

张贤亮的小说里藏着太多个人密码

Q：您认为编撰《张贤亮文学年谱》对定位“宁夏文学”有何特殊意义？

王岩森：这得从文学研究的现状说起。和张贤亮同时代的作家，比如王蒙等，很多人都有年谱，至少也有个年表，以此来勾勒出作家一生的行迹、思想、情感、创作等，甚至比他年轻许多的作家，比如余华等，也都有较为详尽的年谱或研究资料集。可是张贤亮这么重要的一位作家，在之前居然什么都没有，这难道不是学术界的疏漏吗？

现在学者讨论张贤亮，往往只能就作品论作品，翻开《习惯死亡》就谈文本结构，分析《绿化树》就讲意象。但创作从来不是空中楼阁，一个作家的生命轨迹、情感体验，甚至某次谈话的触动，都可能成为作品的胚胎。尤其是张贤亮，他的小说里藏着太多个人密码，比如《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我的菩提树》，几乎就是他的文学自传。这么一个重要的作家，如果我们连他最基本的文献资料都没有，那怎么做深入研究呢？因此，当这样的研究推出来，对张贤亮、对宁夏文学，都是一个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是不是更能确定他在全国文学的位置？

C

走近作家、走进作家的文学世界

Q：您编写的《张贤亮文学年谱》以详实著称，但据我们所知您并未与张贤亮先生直接接触。这种“纸上研究”如何支撑起全景式记录？

王岩森：虽然未曾与张先生直接接触，但通过系统收集、阅读其作品、文章以及他人记述、回忆等，我逐渐形成了对他的多维度认知。这项研究最有趣的挑战在于处理“记忆的褶皱”，就是对于同一件事，不同人，甚至张贤亮自己，都有着不同的记述。这种情况通常是由于记忆的误差，或者表达得不够严谨造成的。

比如关于张贤亮1954年6月是从北京第三十九中学毕业还是肄业，说法不一，依据现有的公开资料，我也无法断定其中的哪种说法是准确的，所以在年谱的1954年6月条目下，采取了折中的表述：“结束学业”。还有，张贤亮有时候说自己是被劳改，有时候又说是被劳教。这两者差异很大。据我掌握的资料，劳教是有工资，而且结束后是要安排工作的；而劳改则既没收入，更不会期满后安排工作。而张贤亮的情况符合劳教特点，所以在年谱中用做注的方式，对相关情况做了考证、说明。

文献研究的核心原则就是无旁证不立论。我不能听到什么就信什么，一定要找到旁证的。如果没有旁证，我就只能把原文留下来，甚至直接舍弃。

Q：学界常将史料考据、文献整理视为“笨功夫”，而您做过很多类似的研究，请问您有什么特别的体会？

王岩森：说实话，我特别热衷于整理文献史料，一方面，自己可以对研究对象了解得更多、更深、更细。另一方面，感觉自己像一个“侦探”，有可能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真相。

至于笨功夫，其实正是研究的基本功。给学生改论文时，我总强调一定要准确，要严谨。首先，基本的材料、史料一定要准确，不能有疏漏、错讹；同时，表述也要准确，尽可能平实、理性。这些都是基本的要求。

当读者读了你的研究，了解到许多被遗忘、被疏漏的真实、真相，发现原来这位作家是这样的，从而能够走近作家、走进作家的文学世界，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记者 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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