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叔叔阿姨，是不是真心想学表演？”“是！”

“那我告诉你们，你们没有被时代淘汰，反而站在风口上了。”年轻老师的声音提高了一些，目光扫过房间里每一张布满皱纹的脸。

在杭州上城区一栋普通写字楼的十三层，一间不足40平方米的房间里，一场面向老年人的短剧表演培训正在进行。七八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得端正，他们仰着脸，随着老师的每一句提问，认真点头。

60岁的王磊也曾是这些老人中的一员。和许多人一样，他是在短视频平台上接到“星探”邀请的。“短剧急招老年演员，日薪千元，零基础可学，推荐上岗。”听到对方的承诺，他没多犹豫，交了数千元培训推介费，心里期待着不久后能站在镜头前，挣上一份收入。

但剧组通告始终没来。

一年过去，和王磊同期培训的近30位老人，没有一个接到过真正的演出邀约。起初，“星探”还会在群里安抚，“正在对接优质项目，请耐心等待。”后来消息渐少，终至无声。老人们慢慢意识到，自己可能上当了。

类似的遭遇并不少见。随着“短剧行业急需老年演员”说法的流传，一批模式相似的“银发演员速成班”在各地出现。社交平台上，关于“老人被表演培训班诈骗”的提醒与控诉时有浮现。老人们怀揣期待交了学费，上几次课，然后无限期等待那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演出机会。等到察觉不对，开始漫长的维权之路。

A“被选中的人”

退休后，王磊反而更忙了。

每逢上课的日子，他清晨6点就会醒来。从家到培训教室有十多公里，他必须赶上那趟准点的早班公交。

教室位于一栋写字楼的九层，是一家影视公司租用的场地。不足40平方米的空间里摆满折叠椅。课程通常从观摩开始。20岁出头的年轻老师点开手机投屏，开始播放短剧片段。

画面里的老年人，多半扮演着不怒自威的豪门长辈或深藏不露的严厉父母。老师伸手敲敲屏幕：“这样的角色，年轻演员撑不起来。需要的就是各位的生活阅历，是岁月沉淀下来的那股力道。”

王磊平日里言语不多，情绪大多向内收着。但表演不同，他必须全神贯注，调动心底那些不常翻动的感受，去成为另一个身份，活一段不属于自己的人生。这让他觉得“挺有意思”。

2024年春节后，一位自称“星探”的年轻人张某通过短视频平台联系上他，说他“形象气质独特，有镜头感”，是短剧市场的“潜力人选”，热情邀请他去公司看看。为稳妥起见，王磊叫上了一位老同事一同前往。

据王磊回忆，接待他们的张某说话带明显的广东口音，态度十分热情。他举出好几个“成功案例”，说不少五六十岁的叔叔阿姨拍一天戏就能挣几百甚至上千块，“干上几个月，老家房子翻修的钱都能攒出来。”在他描述中，短剧行业正值风口，尤其缺有生活阅历的中老年演员，机会多、来钱快。

这番话让王磊动了心。他没太多犹豫，便与这家名为“星辉演绎经纪公司”的机构签下了一份《培训服务合同》，并当场交了8880元。对方承诺，培训结束后立即安排签约，后续戏约不断。

B“怕是上当了！”

培训结束近一年后，王磊的戏约依然没有来。

他曾多次在微信上询问“星探”张某什么时候能进组，得到的回复总是含糊其词。9月10日，他最后一次追问进度。半天后，对方回复：“正在对接大项目，快了。沉住气，先把专业打磨好。”顺势推销起一门标价8650元的“进阶表演课”，声称这是接通“大剧组”的快捷通道。

王磊心里起了疑。他悄悄联系班上几位有过交流的同学，建了一个微信群。众人在群里交换信息，渐渐拼凑出更多细节，那些被包装为“资深业内人士”的表演老师，多数才20出头，有的还是在读学生；而问了一圈，竟没有一位老人接到过剧组邀约。不到一周，这个群就从最初的4人，增加到了16人。

“怕是上当了。”王磊找出那份签了字的合同，戴上眼镜，凑近台灯逐条细看。最终，在附件不起眼的角落，他发现一行小字：“甲方仅提供培训与信息服务，不保证乙方必然获得演出机会。”他这才想起签约那天，自己满心欢喜，对方又在一旁催促，没细读那些密密麻麻的条款。

9月末，王磊和其他几位学员一同前往那家影视公司交涉。他们了解到，自己所在的班级有近30人，所交学费从6000到20000元不等，大多是退了休的老人。大家的诉求很明确：退还学费。

接待他们的是一位自称经理的年轻人，态度客气，但反复强调合同已写明“费用概不退还”，只答应会“向上面反映”。没说多久，两个保安便出现在门口，请他们离开。

后来，王磊找到写字楼的物业。物业经理告诉他，那家公司的场地是短租的，很快就要到期。此外，王磊还得知，他们并不是第一批来讨要说法的，几乎每天都有人上门，要求退钱。

王磊也尝试了其他方式。他拨打过市民热线，被告知可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线上咨询了律师，律师看过合同后解释，只要机构按约定提供了培训课程，便算履行了主要义务。这份合同本质是“培训服务协议”，与保障工作的“演艺经纪合约”性质不同，追究其违约责任难度很大。

C做“演员”的决心

实际上，这类“星探”骗局早已不算新鲜。

他们往往以文化传媒或教育咨询公司的名义注册，以“剧组直招”“日结高薪”为饵，配上一系列成功的“造星”案例，向不同人群收取数千到数万元不等的“培训费”。

短剧市场兴起后，这类公司的目标更多转向了老年人。收费名目虽层出不穷，其本质却始终没变，借“圆演员梦”之名，吸引潜在客户，用一套熟练的话术，精准击中老人们的内心需求：“发挥余热，圆年轻时的梦，时间自由，日薪上千……”

这些说法，恰好能解决王磊当下的困顿。

退休前，他在油田系统当了30多年技术工人，生活平稳。每月工资除去开销尚有结余，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十年，直到儿子决定在北京买房。为凑齐首付，王磊卖掉了单位早年分配的老房子，掏空全部积蓄，还向亲戚借了25万元。转账完成后，账户余额只剩下3万多元。他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钱不够花，手头紧了”。

在多数人看来，熬到五六十岁，退休金足以安度晚年。但王磊觉得，很多像他一样的老人，肩上依然压着经济的担子，大儿子刚成家，小女儿年过三十还未出嫁。“儿子的房子首付是凑上了，可女儿将来也得有个着落。”妻子在一家公司食堂帮厨，每月挣5000元左右，加上他4000出头的退休金，想要多帮帮孩子，常感到力不从心。

因此，当看到“银发演员，日结八百”的宣传，王磊觉得看到了转机。他暗自盘算：一天若能挣一千，一个月哪怕只接十天戏，也能攒下一万。攒够十万，先给儿子装修；再干几年，慢慢给女儿也备上一笔。

他没和妻子商量，也没告诉儿女，悄悄取出存款，交了培训费。他知道他们一定会说“别信这些天上掉馅饼的事”。但他一定要试试。在他看来，这不只关乎收入，更关乎于一个父亲沉默的、尚未放下的责任。

D“各取所需的生意”

“简单用‘对错’评判，既不专业，也不公允。”身处风波另一端的星辉影视公司负责人张某，对“骗局”的说法予以否认。

面对质疑，他首先出示了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其他相关资质文件。“行业里确实存在一些机构，收取高额费用却无法提供任何服务和实践机会，但我们不一样。”他强调，自己的公司提供的是实打实的教学与接触行业的机会，而且定价在数千元档位，非常实惠，目的是“花最少的钱，降低普通人接触表演的门槛”。

张某自称拥有影视专业科班背景与多年剧组选角经验，并以此为基础，创办了短剧表演培训业务。据他介绍，课程分为几个梯度，从周末兴趣班到特约演员班，费用随层级递增。“不同的投入，对应不同的教学内容和资源推荐力度。”他表示，这包括针对特定角色的内部推荐，以及在戏份安排上进行沟通的可能性。

他描述，学员中约八成此前毫无表演经验，平均年龄45岁，且以女性为主。为此，教学方案淡化了传统科班的训练强度，尤其在台词部分，只侧重于基础语音矫正和简短的生活化对白。“首要目标是帮他们建立信心，能站稳、敢开口。”张某说。

在采访中，张某多次强调，“提供资源”并非忽悠老人交费的噱头，幸运的话，确实有不少人通过这个路径获得过机会。他提及，48岁的学员米姐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一次偶然的机会，短剧的特约演员临时缺席，剧组通过他们的推荐找到了正在受训的米姐，这个契机让她得以迈入了短剧拍摄的圈子。此后，米姐的“成功”，顺理成章地成了张某在宣传中，最具说服力的成功案例。

然而，当被问及是否能保证所有学员都能获得角色时，他的语气又变得十分审慎。“我们扮演的是桥梁角色，负责筛选和推荐。但最终用不用人，决定权完全在剧组的制片方。”

他说，对多数老年人来说，更现实的路径可能是通过持续投入时间和费用，通过影视公司，在小成本剧集中争取一些群演或特约演员的机会。“对一些预算有限的剧组而言，一个能自带资源、配合度高的年长演员，其实能够缓解他们的一部分压力。”张某补充，即便角色小，许多学员只要看到自己出现在成片里，就觉得钱没白花。

在他看来，这项生意的根基，在于回应了一种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许多五六十岁的人，刚刚离开职场，生活重心突然悬空了，但他们依然渴望新的社交联结与价值认同。而表演课堂恰好提供了一个环境，让他们用“角色”尝试另一种身份，并在同龄人中找到共鸣。

“即使最终没有成为职业演员，也多了一技傍身啊！”张某说，很多中老年人在这里接触了艺术，学习了表演，结识了新的朋友，丰富了退休生活，有的甚至还意外地开启了黄昏恋。

在他的叙述逻辑里，一方有所求，一方有所供，就是一门“各取所需的正经生意”。

E维权艰难

即便幸运入行，短剧演员的道路也远非想象中平坦。

29岁的女演员宇书田，在英国取得导演硕士学位后回国，大多数时间在等待机会。当传统影视剧领域竞争激烈时，她转向短剧市场，开始在横店、郑州等拍摄基地之间往返。

尽管网络上流传着短剧“极度缺演员”的说法，宇书田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她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剧组真正需要的，是形象气质符合、具备专业素养的中老年演员。对于那些毫无表演经验的老人，想要直接获得重要角色几乎不可能。

宇书田观察到，在横店这样的拍摄基地，普通群众演员通常有年龄限制，一般不超过45岁。出于效率和安全的考量，剧组往往更倾向于让中青年演员通过化妆来饰演老年角色。宇书田解释，指导零基础老人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而短剧拍摄周期短、节奏快，剧组难以承受这样的成本。另一方面，拍摄经常需要熬夜，老年人的身体条件也难以适应高强度工作。

据她介绍，没有台词的基础群演日薪约200元；能说几句台词的特约演员，日薪在500到800元之间；只有那些演技娴熟、能驾驭复杂角色的专业演员，日薪才可能达到1500到3000元。她以自己的经历为例：入行时日薪600元，积累经验后涨到1000多元，但从未突破3000元。网上流传的“日薪五千”说法，大多属于营销噱头。

尽管如此，“表演培训”的产业链仍在高速运转。

从业13年的经纪人黄嘉注意到，近两年来，二、三线城市涌现出不少小型“影视”公司，一些原本从事知识付费或主播培训的机构也纷纷转型进入这个领域。正规剧组的用人标准与这些“速成班”描绘的美好前景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落差。

许多老年人在报名时并未仔细审阅合同条款，在工作人员的推荐下就签署了协议。黄嘉提到，此前杭州一家位于写字楼内的培训机构突然关门，导致数十位老人的学费无法追回。事后调查显示，该公司并不具备实际的影视制作能力，其所宣传的“剧组合作”均属虚构。

更让她觉得心酸的是老人们维权过程的艰难。黄嘉指出，这类培训往往提供了一定形式的“服务”，加之合同中的各种免责条款，使得相关部门通常将其定性为“合同纠纷”。老年人要想追回损失，往往需要提起民事诉讼，这个过程耗时耗力，而相关机构往往早已转移资产或注销公司。

“很多老人带着合同去寻求帮助，得到的建议往往是‘走法律程序’，”黄嘉说，“但取证困难、程序复杂，不少人最终只能放弃。”

尽管知道希望可能渺茫，王磊还是决定继续维权。

他如今的生活重心，几乎都围绕着“退费”这件事。因为那笔培训费，家里的气氛已经沉闷许久。白天，他独自查找资料，妻子默默做家务，两人互不交流。夜晚，沉默依然在两人之间蔓延。最初他还试图解释，后来便不再提起。“她冲我发脾气，我也不敢回嘴，心里内疚。”

随着了解的加深，王磊逐渐意识到，问题不仅在于老年人“贪心，什么都不懂”。更关键的是巨大的信息不对称，一边是精心设计的话术、虚构的成功案例和布满陷阱的合同，另一边则是完全不了解行业规则的普通老人。

过两天，他打算约上几位同期学员，再去那家公司，他要得到一个明确的说法。

（应受访者要求，王磊为化名）

据《新京报》